9 长沙浩劫
"两大方案一把火；三颗人头万古冤。"
不争气的就在一个星期以前，长沙发生大火——是湖南省主席张治中的主意， 如果日军进攻，采取"焦土战术"，烧光长沙再撤退。根据计划，将士兵编成了3人一 组的无数"放火队"，如见市内起火，一起对重要目标动手。11月12日那天，南门外 伤兵医院失火，"放火队"以为是信号到了，纷纷纵火，事先既无疏导措施，军警之 间的联系又不够；大火烧到天亮，长沙成了一座空城。
4天以后蒋委员长由设在南岳的统帅部，到长沙慰问居民，目击心伤，忍不住堕 泪；想设一个茶会招待留在长沙的外侨，哪知道连茶叶都买不到。
当然，这件案子是非严办不可的。长沙警备司令，"复兴社"的中坚分子酆悌； 警备第二团团长徐昆；湖南省会警察局长文重孚，判处死刑。张治中却不知是何神 通，竟得无事。于是出现了抗战其中最有名的一副嵌上"张治中"三字的谐联："治积 何存？两大方案一把火；中心安忍！三颗人头万古冤。"横额是："张皇失措"。
长沙大火案，在当时对民心士气的打击，确是很大，有不少人的内心中，因此 而有一个问号，这样愚蠢不负责任的将领带兵，能打胜仗吗？尤其是为此案而特组 的高等军法审判庭，"三堂会审"以后，对罪魁祸首的张治中，仅不过由政府方面予 以"革职留任，责成善后"的行政处分，令人误以为原来军法中也有"刑不上大夫"的 观念，兴起无限的悲愤与失望。
当然，延安趁此机会作了振振有词的抨击。而汪精卫亦资以为口实，大作文章， 字里行间起有这样一种意味："你们看，照这样的情形，还能打；还不该谈和吗？" 这种语气，自然是能打动人心的；问题是，即使没有长沙大火案，汪精卫在陈璧君 的全力主张之下，脱离重庆另组日本所希望的"新中央政权"，亦已成为定局。
成为"定局"的日子，可以定为11月30日——重光堂会谈以后，双方人马，各奔 前程，梅思平、高宗武及情报司的科长，担任正式通译的周隆庠经香港飞往重庆； 影佐祯昭及今井武夫，则径返东京，带去3个书面文件；一个口头协议。
3个文件以《日华协议纪录》为主，日本方面所希望的缔结"日华防共协定"；承 认"满洲国"；以及承认在"经济提携"方面，日本有优先权等等，都包括在内。唯一 可使"新中央政权"自炫为成就的"日本于两年以内撤兵"这一条，军部一看就把它涂 掉了。
口头协议是由纸上作业化为具体行动的步骤，首先是日汪双方认可《日华协议 纪录》；然后，汪精卫于12月5日前后发表离开重庆，到达昆明，此时日本政府应该 发表一个声明，汪精卫紧接着通电响应，与国民政府断绝关系，并要求国民支持他 的"和平运动"。此外还带回去一个乐观的估计，在中国的党政要人中，极可能还有 几个人，追随汪精卫的行动；包括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在内。
这些文件与协议，经过军部及内阁五相会议研究以后，作成一个《日支关系调 整方针》的文件，提经11月30日所召开的御前会议裁定，立即就进入行动阶段了。
在汪精卫这方面，12月2日由高宗武通知东京，汪精卫已承认《上海协定》—— 《日华协议纪录》；预定12月10日到达昆明，随即取道河内，转飞香港。过了四五 天，又派周隆庠到香港跟西义显接头，说汪精卫可能由昆明直飞香港；也可能一到 香港就会要求日本予以"政治庇护"。现任日本驻港总领事中村丰一，不太熟识；希 望能在12月10日以前，调派熟悉中国情况，并为汪精卫所相熟的，外务省调查部长 田尻爱义，接替中村丰一。
当时继宇垣一成为外相的是，曾任驻华公使而升格为大使的有田八郎。他对这 个西义显转过来的要求，相当兴奋，亲自安排将在休养中的田尻爱义自河原温泉召 回东京，由陆军派专机飞往广州；换乘炮舰于12月10日到达香港履新。但是，汪精 卫却还留在重庆。
原来汪精卫从重庆脱走，有个先决条件，就是必须在蒋委员长不在重庆的时候； 当时根据"南岳军事会议"的决定，开始部署第二时期的抗日战争。蒋委员长认为日 军利于速战速决，现在经过中国18个月的坚忍不屈，敌人"驱兵深入"，到了孙子所 谓"钝兵挫锐，屈力殚货"的地步；上驷亦成下驷。加以日军进入长江上游地区，进 入孙子兵法中所说的"挂形"与"险刑"之地，正是依照我们预定的战略，陷敌军于困 境而莫能自拔的地位。
今后一方面要诱敌深入，相机歼灭；一方面更要在敌后展开大规模的游击活动。 因此，他在南岳军事会议结束后，即由衡阳转桂林，指挥设置行营。策划华南的抗 日战争，预计总要12月10日以后，才能回到重庆；哪知蒋委员长由于桂林的工作顺 利，12月7日飞回重庆。这一下，自然是将汪精卫镇慑住了。
接到汪精卫延期脱出重庆的报告，近卫大感狼狈。因为这件事已经上奏昭和； 同时为了配合汪精卫的行动，而又要掩饰预先勾结的痕迹，近卫预定发表的第三次 声明，不经由记者招待会，而用在"大阪公会堂”发表演说的方式去透露。由于汪精 卫的临事中变，对于昭和无法交代；"大阪公会堂"的演说亦无法发表，岂不得已只 好装病，取消大阪之行。同时托宫内省大臣松平恒雄，向日皇作了解释。
这只是应付了眼前的窘境，对于汪精卫究竟能不能如双方约定那样，顺利展开 行动？近卫深恐受骗；有田的信心亦大为动摇。这件事，在日本高层政治圈内，知 道的人并不算少；如果闹出一场笑话，不仅颜面有关，而且极可能爆发倒阁的风潮； 所以近卫在那几天，真有食不甘味之感。在重庆，蒋委员长召集党政两方面重要人 士，重申"我不言和则日本决不能亡我"的看法，也昭示了"自力更生、独立奋斗"的 决心。在这次重要的会议中，汪精卫不敢公然谈和，不过他的词令一向很巧妙，意 在言外而见仁见智可作多样解释；他说："敌国的困难，在如何结束战争；我国的困 难，在如何支持战争。"意思是，如果我国肯结束战争，困难即可解除；同时由于这 也是解除日本的困难，因而可以争取到比较有利的条件。但从另一方面看，亦可说 只要我国能设法支持战争，则日本的困难即无法解除，终必拖垮敌人而后已。由于 这扑朔迷离、莫衷一是的两句话，更使得日本外务省的"专家"，大起警惕，认为汪 精卫可能是跟蒋委员长在"唱双簧"，愚弄日本，行一条缓兵之计。
到了12月14日，近卫接到通知，汪精卫决定在18日那天，脱出重庆；据说，这 一次一定不会变卦了。
决定12月18日这个日子，是不难理解的，第一、蒋委员长定在这一天飞到西安 去主持军事会议；第二、正好是星期日，利用各机关休假，联系一定不够迅速周密 的空隙，利用脱逃。所以汪精卫不但通知了日本，而且特派一名副官到成都，通知 新任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陈公博，务必于18日赶到昆明。
12月17日星期六，汪精卫亲自打电话给交通部次长彭学沛，要他预留几个最近 飞往昆明客机的座位，彭学沛的政治背景，本就属于汪系，自然唯唯称是；立刻通 知欧亚公司照办，而且将机票送到了汪公馆。但第二天得到消息，西安方面天岂不 好，蒋委员长决定延期两天飞西安。
这个意外的变化，为汪精卫带来了极大的难题；他跟陈璧君、曾仲鸣关起门来 反复商量，终于决定冒险也得走！因为事机非常紧迫了，如果他打电话给彭学沛预 留机位一事；或者陈公博如约径飞昆明；或者日本方面有何配合的行动，在在可使 密谋败露。再一次失信于东京，整个计划也就完蛋了。
于是，他以第二天成都中央军校总理纪念周要作演讲为藉口，在班机起飞之前 3分钟，到达机场，除了汪精卫，只有陈璧君与曾仲鸣；行李亦很简单。汽车直接开 到机舱门口，昂然登机——当时为防敌机袭击，政府所预定的客位，是何人使用， 照例保密，连航空公司都不知道，派在机场的保密人员，一看是汪精卫，自然也不 敢阻止。就这样轻易地飞到了昆明。
哪知到了昆明，一下飞机，便知不妙。原来当陈璧君决定接受日本的意愿以后， 便只身飞往昆明去活动；由于昆明与法属安南接界，所以云南的法国留学生很多。 而云南的主政者，不论是谁，在国际关系上，几乎毫无例外地，倾向法国。这样， 龙云以次的云南有力分子，在政治路线上接近曾久居法国的汪精卫，是毫不足奇的 事。
活动的结果，十分顺利；汪精卫两次的行期，都曾预先通知龙云。只要他一到 昆明，龙云立即发表"反蒋拥汪"的通电；而且估计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亦极 可能响应。但就在第一次没有走成，到第二次终于走成的10天之间，龙云经过仔细 算计，认为追随汪精卫行动，是件"前程有限，后患无穷"的傻事。尤其是日本的"兴 亚院"于12月16日正式成立，充分显示了日本军阀以殖民地看待沦陷区；倘或日本真 的想求和，根本不必有此一举。
龙云的变卦，当然不必预先告知汪精卫；同时，汪精卫的自重庆脱出的时机， 以蒋委员长何时出巡而定，既然西安之行，延期两天，在龙云看，汪精卫就绝不敢 悄然潜行，所以根本未到机场去迎接。
这一来使得陈璧君大为紧张！以汪精卫的地位以达昆明，竟冷冷清清地没有地 方要员去接机；再迟钝的人也会在心里浮起一个问号，这是怎么回事？
幸而云南省政府经常派得有交际人员，在机场送往迎来；一见这位不速之客， 上前致礼，一面打电话报告龙云；一面派一辆汽车将汪精卫一行3人，接到宾馆。刚 刚坐定，龙云派了代表来了。
代表是龙云同父异母的弟弟卢汉。首先为龙云致歉，说是因为抱病，未能到机 场迎接；然后代达了龙云的意思；汪精卫最好赶紧回重庆！
汪精卫夫妇一愣；然后表示，希望跟龙云见一次面。卢汉以医生叮嘱，必须绝 对静养作为托词，婉言谢绝了汪精卫的要求。同时暗示，对于汪精卫一行的安全， 恐怕很难负责。
这一来，汪精卫陷入进退维谷的窘境；最使人担心的是，陈公博竟然未到。不 过，汪精卫夫妇深知龙云还不致于出卖他们；只是昆明为当时唯一的"国门"，中央 情报人员在昆明的很多，时间稍久，纸包不住火，等军统或者中统的人一登门拜访， 事情就糟不可言了。
因此，汪精卫作了一个决定，尽快离开昆明；目的地当然是河内。好在用曾仲 鸣的名义，有6笔款子存在法国银行；到得河内，即或一时跟日本方面接不上头，潜 隐个一年半载，生活亦不成问题。
于是12月19晚上，汪精卫夫妇及曾仲鸣，悄然踏上滇越路的火车；当然，这是 获得龙云暗中协助的。第二天，蒋委员长专机飞西安；陈公博先因气候不好，未能 成行，这天也赶到了昆明，但已失去了最后挽留汪精卫的机会。
也就是这一天，重庆才渐渐传出消息，说汪精卫夫妇已秘密离开重庆，行踪不 明；汪系的政要，奔走相告，黯然失色，但连最接近汪精卫的甘乃光都莫测高深， 推测是为了共产党问题，跟蒋委员长发生意见上的冲突。
交通部次长彭学沛，当然知道汪精卫是去了昆明，但目的何在；今后动向如何， 他亦莫名片妙。
再下一天，12月21日，美专校街17号汪公馆常客中，关系尤其密切的少数人， 终于获得了比较确实的消息；汪精卫的侄子汪彦慈，分别用电话把他们约了去，说 汪精卫是在昆明；汪公馆的人都走了，他第二天将接踵而去。至于汪精卫出走的原 因，他的看法跟甘乃光一样。此外重庆行营秘书罗君强，更特别强调这一点，他说： "蒋先生最近要写一起有关国民党根本理论的文章，主张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请 汪先生执笔。汪先生不肯，这就是两人意见参商的一例。"事实上这是罗君强造谣放 烟幕；他当然知道汪精卫的出走，并非由于反共。
平时第三次近卫声明，已配合汪精卫的行踪，在12月22日发表，但几乎没有人 知道，这个声明与汪精卫有什么关系。到了12月24日，报纸终于发布了消息，说汪 精卫旅行昆明，旧疾复发，已赴河内就医，一时不能回渝。这一下，整个重庆便都 在谈论汪精卫了。
彼此传闻印证，有几件小事可以确定汪精卫的出走，是早有预谋的，一件是12 月初，汪公馆就将用了好多年，由南京跟到汉口，再跟到重庆的女佣遣散了；一件 是汪精卫的若干政治路线不同，但常有来往的熟人，在这一个多月中，曾经在个别 不同的时机下，很自然地收到了汪精卫亲笔签名的大照片；再有一件更耐人寻味： 12月12，重庆行营举行纪念周，由林主席亲自主持，才到重庆只有4天的蒋委员长发 表演讲，异常诚恳动人，以致当场有人痛哭失声。及至快散会时，汪精卫亦赶来听 讲，穿一套簇新的藏青哔叽中山装；汪精卫只着西装或长袍，从未穿过中山装，所 以他这天的一身打扮，使人留下一个极深刻的印象；也许这就是他的目的。
当然，蒋委员长已知道汪精卫在干什么。他在12月21于陕西武功旅次，接到龙 云报告汪精卫行踪的密电，随即折返重庆，决定给汪精卫一个悬崖勒马的机会，所 以不说破真相；不过在12月25西安事变脱险纪念日，蒋委员长设宴招待中央委员， 即席作了一篇极精彩的演说。
蒋委员长说：宋明亡国，亡的不过是朝代，并非民族。元朝、清朝以非汉族人 主中华，最后为汉族所同化。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是我们战胜敌人最有力的精神 武器。
宋、明两朝的军事和经济力量，都足以抵抗外患而有余，但到头来还是亡国了！ 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少数当国人物的精神上，深受外寇的威胁，以致虽有兵 而不能用，虽有抵抗的潜力而不能发挥。这些历史上的教训，在此时此地，尤当记 取。
现在的抗战是全民族的抗战，并无朝代之可亡。我们的精神如果能够不受敌人 威胁，就一定可以发挥潜在而深厚的人力物力，支持长期抗战，求得最后胜利。
显然的，这番话是针对汪精卫而发。在座的人，对"现在的抗战是全民族的抗战， 并无朝代之可亡"这句话，感受特别深切；因为屈服于日本，并不是改朝换代，在历 史上只是一时的兴废。日本是真正的异族，而且在文化程度上，又非"五胡"可比； 亡于日本，不能希冀日本亦会汉化；那就真到了万劫不复的地步了。
此外听到蒋委员长这番演讲的人，也都还有这样的一个感觉，他只是指出汪精 卫的思想错误，替他可惜而并无责备之意；当然是希望他能迷途知返。但舆论却不 似蒋委员长那样宽宏，批评一天比一天严厉，《新华日报》尤其尖锐，共产党的同 路人也大为愤怒，有个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人民阵线"开会声讨，有人报告，说汪精 卫已到了上海，日本军队以108响礼炮欢迎。这自是马路传闻，但离事情实质却是不 远。
除夕下午，路透社从香港来的消息，震动了重庆，那就是汪精卫发表了所谓"艳 电"！这一来，真面目尽露，原来第三次近卫声明，是为汪精卫而发；事先早有勾结， 铁案如山，许多政要，内心虽早存疑，但总往宽处去想，汪精卫一生负气，本心无 他。那知道"佳人"居然"作贼"；汪系中人，无不痛心疾首。了解汪精卫家庭情形， 以及民国以来，汪精卫何以不断反复的见人就说："有了'东窗'定计的王氏，才会有 秦桧。"对汪精卫之落水，正不妨作如是观。
民国28年元旦，中央党部团拜以后，随即召开临时紧急会议，讨论汪精卫和他 的"艳电"。由林主席主持。
就在这"国人皆曰可杀"而且国民党中常会已正式决议：汪精卫"危害党国，永远 开除党籍，并撤除其一切职务"；以及政府正考虑下令通缉时，有个人胆子很大，公 然支持汪精卫的主张。这个人就是罗君强。
他说："照现在的情形，抗战下去，中国必然愈战愈弱，共产党乘机得势，日渐 强大；为了防止共产党为患，非早日与日本讲和不可。"又说："共产党现在借汪问 题，拼命宣传肃清动摇分子，和民国十五六年宣传肃清反革命分子，打倒昏庸老朽 一样，目的都在分化国民党、削弱国民党。这一点大家应该注意到。"
他的话当然也有一部分人响应；共产党确是对此事件反应激烈，首先是郭沫若 发起讨汪肃奸会；继而有金满城大呼肃清汪派"余孽"。不过，蒋委员长早就采取了 防范的措施，透过甘乃光向汪系人士表示，处分汪精卫实在出于不得已，"平时与汪 精卫接近的朋友，尽管安心工作，不可灰心，更不可猜疑。"因为如此，彭学沛两次 请辞交通部次长——由于他有帮助汪精卫脱出重庆的嫌疑——都被慰留了。
但汪系人士都觉何应该劝汪精卫勿为己甚，其中有一个汪精卫的广东同乡，写 了一封信，请在香港的林柏生，转交汪精卫，提出7点疑问，其中至少有5点触及核 心，可说是汪系人士共有的困惑：
第一、"艳电主和乃响应近卫廿二日之演说，是近卫演说之后，始有谈和的可能， 而近卫演讲之前，先生已先行离渝；离渝与主和，是否两事？
第二、"如确认和谈有益国家，以先生之地位与责任言，应向中常会或国防最高 会议正式提出，即使势有不许，亦可于离开国境之后，用函电向中央建议，何以艳 电径行在港发表？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第三、"民十六，先生反对清党，清党与特别委员会，均以维护党纪为理由，以 后先生对党事主张，亦多如此，致有'党纪先生'，之雅号，何以此次发表艳电，对 于党纪竟毫未顾及？先生何以自解？
第四、"广州、武汉方相继沦陷，此时突然发表艳电，影响士气与民心甚大，结 果，予敌以更大之征服机会，先生何以竟未注意及此？
第五、战不能无备，和亦非空言可致；先生主和，有无具体计划？"
这些疑问，事实上已含着深刻的分析；由"第一"点看，汪精卫与近卫早已通了 款曲，"第三次声明"与"艳电"，不过是桴鼓相应的双簧；而"离渝"与"主和"，显然 亦是"一事"。
由"第五"点看，汪精卫不会徒托"空言"，而是有一套计划的；而且，他不能在 事先提出；一提出来，追根究底，未经党国同意，擅自跟日本军部及内阁接触，岂 能逃得了"私通敌国"的罪名？
哪知就在党国元老吴稚晖亲自起草，开除汪精卫党籍的决议文发表的第三天— —民国28年1月4日，突然由东京发出一个谁也料想不到的电讯，说近卫内阁垮台了。
近卫的垮台，是受陆军凌逼的结果。当"二二六事件"以后，恢复"军相现役制度 "，陆军的势力急剧膨胀，驻德陆军武官大岛浩少将，与纳粹的外交主持人李宾特罗 甫，起开两国外交当局，私下谈判，达成了日德两国签订防共协定的结论；由军部 向广田内阁提出，在1936年12月25日正式签订，这样重大的国际新闻，在中国并没 有引起多少人注意；因为那时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报纸读者，正倾其绝大部分兴趣于 蒋委员长自西安脱险的新闻之故。
七七事变以后不久，日本派东乡茂德出使德国，外相广田弘毅表示，中日停战 问题，虽请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及驻华大使陶德曼调停之中，但成功的希望不大； 因而交付他两个任务：一是全力敦促德国撤回驻华军事顾问，并停止对华军火供应， 二是尽快承认"满洲国"。第二年2月，李宾特罗甫接任德国外长；正当陶德曼的调停 失败以后，由于东乡的活动，德国正式承认"满洲国"，并撤回驻华军事顾问，对华 禁售军火。东乡茂德的任务，全部达成。
但日本军部并不认为这是东乡的成功，归功于大岛与李宾特罗甫的秘密接触， 而且决定继续直接干预对德外交。5月间开始强化防共协定的谈判，所谓"强化"即进 一步结成军事同盟，并扩大缔约国的范围，邀请意大利参加。
民国27年7月12日，日本与苏俄在中国东北、朝鲜、苏俄接壤交叉地点的张鼓峰， 发生武装冲突；关东军出动一个师团以上的兵力，但遭到俄军强有力的反击。受了 这个"张鼓峰事件"的刺激；近卫内阁的"五相会议"在7月15日决定：日德两国可以缔 结对苏军事同盟；与意大利另订以英国为对象的密约。但德国希望日德意三国共同 缔结盟约，在外交及军事方面，攻守采取一致的态度。假想敌的范围，由苏俄扩大 到对英法及美国，为内阁及元老所坚决反对；因此，德国仍旧透过大岛向日本陆海 相秘密接触。结果是导致了东乡与军部的公开冲突。
结果是军部斗垮了东乡，调任驻苏大使；东乡的遗缺，即由大岛浩接替。日德 意三国同盟的谈判，自是加紧进行；但海军方面亦反对此同盟以英法美为对象，尤 以海军省次官山本五十六的态度最坚定。
哪知陆军方面坚持如故，使得近卫深感苦恼；他一直有个想法，唯有恢复政党 政治，才能抑制陆军干政。不过政党都已名存实亡；所以近卫又产生了新的想法， 以国民舆论为后盾，对抗军部的势力。国民舆论的形成与表现，当然需要有个国民 组织；进而以此组织为政治背景，成立政府，抑制军部势力，解决"中日事变"—— 这个想法，由于同时受到两种刺激，突然变成强烈的冲动；促使他下了辞职的决心。
这两个刺激，一是陆军在日德意三国同盟的主张上，悍然不顾一切的反对意见， 骄横跋扈，几于不可理喻。
再一个刺激，就是与中国谋和的问题，板垣的处处掣肘，已使他受够了气；但 仍愿听任陆军的摆布是因为他自觉在"第三次声明"中，提出"善邻友好"、"共同防共 "、"经济提携"三原则，与当年跟蒋作宾所谈成的结论没有什么两样。在中国失去了 那么一大片土地以后，仍旧按当年的结论来谈和，是相当"宽大"的条件；预期着蒋 委员长会接受。至少，除了汪精卫之外，中国还有好些军政要人会起而响应。
哪知汪精卫的"艳电"发表以后，立即被开除了党籍；而且已经谈妥会跟汪精卫 一起行动的龙云，亦竟变了卦。近卫的希望落空，亦是幻想的破灭，本已深感痛苦； 加以元老、重臣的诘责，更觉难堪。
为什么第三次声明发表以后，重庆的反应大出意料？当他检讨这个问题时；有 人告诉他：这完全是因为中国政府不相信日本军部；认为"近卫声明"只是军部阴谋 的一部分之故。近卫再从头一项一项去研究，终于恍然大悟，中国的看法没有错； 他自己在不知不觉中受了陆军的愚弄，妄想利用他的声明，作为瓦解中国民心士气 的工具。"近卫声明"真的变成军部阴谋的一部分了。
就在这双重刺激之下，近卫决心辞职，一方面是隐然表示对陆军的抗议；一方 面准备去研究如何造成"国民组织"，作为他第二次组阁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