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朱公有四个名字，其中最煊赫的一个就是范蠡。他是楚国人，原名范伯，以 越国大夫文种的引荐，事越王勾践为臣，奉计然为师——计然本姓辛，字文子，先 世为晋国的望族。他是个重视自然环境的经济学家，著有《内经》及《万物录》， 都已失传。他的学说的精义，在于掌握产销的供求关系，认为年岁丰歉，物产多寡， 是有周期性的，在不利的客观因素未曾出现之前，要利用现有的有利因素，预谋克 服，所以亢旱的时候要造船，而雨水多的年分要造车，以便待时而贾，可获重利。 在贸易理论上，切戒停滞，主张薄利多卖。他认为物产的价值判断，不在于本质， 在于需求，所谓“富出如粪土，穷取如珠玉”，就是乘高抛售，逢低吸进。货殖之 道，固尽于是。而裕民生，修战备，亦可适用这些原则。
计然曾因范蠡的引介，谒见越王勾践，语不投机，退而经商，从事吴、楚、越 三国之间的贸易。其后勾践复请受教，计然献七策，其内容就是《越绝书》中所载 的《内经九术》，大要不外乎一方面设法导致吴王夫差的腐化，一方面生聚教训， “以承其敝”。于是到了周元王四年——也就是距今两千四百四十二年前，越王勾 践终得报仇雪耻，灭掉吴国。
越王勾践是个可与共患难，不可共安乐的人。灭吴称霸，竟杀文种。范蠡早就 看出情势不妙，暗暗作了准备，然后上书告退，勾践果然不允。于是范蠡携带珍宝 珠玉，与他的家人门客，悄悄乘扁舟出海北上。相传西施是跟着范蠡一起走的。
到了齐国，范蠡改变姓名，自称为“鸱夷子皮”——一鸱夷是用牛皮或马皮做 的酒囊，用得着时，虚能受物，腹大如鼓，用不着时，不妨掩而藏之，范蠡以此自 况，正就是君子用行舍藏的意思。一说，吴王夫差赐属缕剑，命伍子胥自杀，用鸱 夷盛了他的遗体，投之于江，所以范蠡自称鸱夷子皮，在表示他亦是越王的罪臣。
在齐国，范蠡最初大概是在如今山东半岛的沿海一带，经营盐业，父子门客， 一起操作，极其辛劳艰苦。但不久就发了大财，而且颇有贤能的名声，因而齐人想 请他当宰相。范蠡对政治早已失去兴趣，志在逃世避祸，所以封还相印，出其私财， 遣散门客宗族，另外觅地隐居。
这一次迁居，是循陆路，由东而西，且行且问，迤逦而至如今鲁西与河北交界 的定陶地方。定陶是尧的故土，“陶唐”之陶，就是此地。春秋时属于曹国，周敬 王三十三年，宋“国灭曹，不久又归入齐国的版图。这个地方称为“四达之冲”， 在春秋时最为多事，会盟征伐，几乎年年都有，胆小的人视此为危邦，决不敢住， 而范蠡别具只眼，以为“此天下之中，诸侯四通”，是贸易有无的绝好地点。于是 在此定居，改姓为朱，本地人称他为“朱公”，别地方的人，冠以地名，称他为 “陶朱公”。
自“鸱夷子皮”变为“陶朱公”，是他由工农转为商人的一个明显的区划。陶 朱公在定陶经商，除了他的独到的眼光，和卓越的才干以外，还有两个极其有利的 因素：一个是环境，一个是时机。
先说环境。春秋时期，以商立国，著称于世的，首推郑国，疆士在如今河南的 中部，密迩周朝东迁以后的京城洛阳，地当冲要，交通方便，所以商业极盛。有名 的爱国商人弦高，就是郑国人。但在陶朱公那个时代，郑国已经衰落，这时贸易最 发达的地区是在齐国。
齐国是姜太公的封疆，他老人家本来以捕鱼为生，住文王、武王定天下，分茅 裂土所得的疆域，在山东临淄一带，地近海边，因势利导，想到了他的老本行，大 兴渔盐之利，这样齐国才逐渐变成大国。
及至周室东迁，十二诸侯，称霸者五。五霸的领袖为齐桓公，而造成齐国为当 时的头等强国的，则不能不归功于齐桓公的宰相管仲。
管仲是中国第一个“重商主义”者，首先提出经济与国力的发展成正比例的理 论，所谓“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所以他的施政 方针，即是以政治的力量，发展经济，以经济的力量，推动政治。同时，管仲也是 提倡各国间进行贸易的先驱者，订定了许多“吸引外资”的优惠办法，譬如，下令 为诸侯的商贾设招待所，按其地位，作不同的待遇。有一车货的，供给膳宿，有三 车货的，代为照料车马，有五车货以上的，派专人为其服务。又所谓“女闾”—— 官妓的制度，亦为管仲所创始，其作用之一，就是为了给各国贸易商一个方便。
因此，“天下之商贾，归齐者如流水”，而齐国的保护商业政策，也形成了传 统。陶朱公在这个传统之下，才有大展宏图的可能。此是环境上的有利因素。
其次谈时机，春秋末期，就像近代的十九世纪一样，是国际关系由简单跃向复 杂的转变期，这种关系，不外战争与外交两方面。就历史来看，春秋以前的战争， 规模很小，甚至有如儿戏，当时的原则是“远交近攻”，疆土相当于如今一两个县 分的小国，根本没有能力从事于远征。但到了春秋末期，小国兼并为大国，情况就 不同了，远距离的战争不断发生，这时就产生了军需运输的问题，如果中途有人供 应，可免转输之烦，何乐不为？在那个时期，通货发行数量，突然大增。币值很高 的黄金，充斥市面，就是为了适应大规模军需采办的需求而出现的一种情势。
在外交上，本来只是国与国之间的报聘，到五霸出现，以“共尊王室”的名义， 作维持均势的谈判，于是“会盟”之风大炽。这好比近代在“维持国际和平”的名 义之下，召开国际裁军会议，或者调处某一地区的纠纷，是一样的道理。这种“实 力谈判”性的“会盟”，经常举行，各国诸侯、大夫，旅行的机会加多，为了采办 访聘的礼物，或者带回一些“纪念品”，甚至也附带“跑跑单邦”，这些都是促进 国际贸易的因素。陶朱公是一个深谙政治艺术，并且对心理学有很高造诣的人，当 然会紧紧抓住这个有利的时机。
因此，我们可以想象得到，陶朱公在“天下之中，诸侯四通”的定陶所经营的 商业，不拘一格，品目繁多，就像过去日本的“三井”、“三菱”那样，无所不包。 他在离开越国时曾说：“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于国，吾欲用之家。” 所以陶朱公的经营商业，是有理论指导的。
照史书上断简零篇的研究，陶朱公至少用了计然的三点指导原则，第一，就是 “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的道理，以远大的眼光，观察市场的趋势，继以雄厚的资 本和魄力，大量购人，待时而贾。其次，他只“逐什一之利”，相当于一份税金。 现在我们到观光饭店去吃饭，帐单上加一成服务费，而百元一客的牛排，老板可赚 多少，外人无从计算。由此看来，“什一之利”确是薄利。
最后，也是陶朱公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他充分发挥了计然的经济学说中，最 深刻的一个“流”字。计然曾说：货物务求其脱手，不要居奇，免得吃利息—一 “务完物，无息币”，“货勿留，无敢居贵”。又说：“财币欲其行如流水。”所 以陶朱公在定陶，十九年中，“三致千金”，但都故给了穷朋友，以及远房的弟兄。
“千金”之“千”的计算单位是什么？不是“两”，是“镒”。一镒为二十两， 所以“千金”者，是二万两黄金。即使当时的度量衡单位比现制要小得多，也是一 个相当庞大的数目了！
“三致千金”则陶朱公一共无条件散出去六万两黄金，这不仅是他的慷慨性格 使然，更为“财币欲其行如流水”的理论的进一层发挥。这六万两黄金不是周济亲 友的衣食——他客居定陶，虽有亲友自楚国和越国来投奔，在数量上不致太多。同 时他经营着庞大的商业，安插的人甚多，各人自食其力，不致冻馁，无须陶朱公的 周济，由此可见，这六万两黄金，是他送与亲友自立事业的资本。
这样一面投资再投资，一方面扩大消费，才能加速经济的繁荣。而在陶朱公， 散出去的那许多资本，所设立的事业，自然而然成为他的“子公司”，对“母体” 具有保护、协力的作用。就在这种“本固枝荣”的良好状态之下，陶朱公才能成为 当时海内的第一富翁。
陶朱公范蠡早达，在他由楚到越时，估计是在二十岁左右。越王勾践三年，也 就是吴王夫差二年，他已经在勾践的身边，自此至周元王四年，越国灭吴，共二十 二年，所以，范蠡变姓名为“鸱夷子皮”时，大概是四十二岁。在海滨从事盐业的 时期并不长，假定为八年，则迁居定陶，由“鸱夷子皮”变为“陶朱公”时，大约 为五十岁。
那时，他已经有了两个儿子，大儿子是他从事盐业时的主要助手，除知创业维 艰，是个守成之子。在定陶，陶朱公又生了一个儿子—一如果说西施确是相从范蠡， 扁舟出海，那末这个老幺，可能就是西施的儿子。等他成人，大概在陶朱公七十岁 以后，他家遭遇了一件大不幸之事。
这大不幸之事，是朱家的老二，在楚国杀了人，被捕下狱。消息传来，家人亲 友，大为焦急，自然要设法营救。
“杀人偿命，理所当然。”陶朱公说，“不过，有这么一句话，‘千金之子， 不死于市’，我先派人去看了再说。”
“死于市”者，即所谓“弃市”，自春秋战国，直到清末，受死刑的犯人，都 在闹市处决。陶朱公的意思是表示，只要不是明正典刑的“弃市”，家族的名誉， 稍得保全，其他皆非所求。当然，这是说得冠冕堂皇，他心里何尝不思救老二一条 命？只是惯于用这样的口吻而已。
经过深切的考虑，他决定派老三到楚国去活动。对于这个决定，他周围的人无 不大感意外，因为老三不独少不更事，而已是个花花公子，一天到晚，斗鸡走狗， 只会挥霍享乐，不务正业。这样一个人，居然赋予救人性命的重任，不太荒谬了吗？
陶朱公不理他们，只管自己调度了一千镒黄金，秘密包装妥当，载在一辆牛车 上，叫老三悄悄出发。就在这时候，老大赶到了，自告奋勇要代替老三到楚国，陶 朱公说什么也不许。
于是老大大闹，他说：“长子称为‘家督’。老二出了事，当然应该我去想办 法营救。现在派了老三去，明明是说我无用。我怎么还能做人？只要老三一走，我 就自杀。”
在那个时代，不以为自杀是弱者的行为，而是一种解决难题的最后手段，为了 明志、为了表示决心、或者为了抗议，往往出以自杀的决绝态度。说了自杀，一定 自杀，决非虚言恫吓。
这一下陶朱公不能不考虑了。他的妻子——可能是西施也劝他：“你要叫老三 去，未见得一定能救得了老二，可是这里倒先死了一个儿子。这笔帐怎么算？”
陶朱公想想她的话不错，无可奈何，答应了老大的要求。
于是他写好一封信，把老大找了来，极郑重地嘱咐：“我在楚国有个好朋友， 姓庄。你到了那里就去见庄生，把我的信还有金子都交给他。你听他的，他叫你如 何便如何，千万不可以跟他争什么！”
老大连声答应——他也是四、五十岁的人了，自己有自己的打算。这时他已接 管了他父亲的许多事业，为了维护他的“家督”的地位，楚国之行他必须力争。既 争到了手，此行又不许失败，才能不为人所轻，所以他自己额外又带了一大笔钱， 以防万一。
其时楚国的国都在郢邑，地当湖北宜城的东南，从定陶经开封南下，自樊城渡 汉水到襄阳，不远就是郢邑。
到了那里，打听得庄生的住处，朱老大驱车到门前一看，心里便打了个问号。 庄生家住城外，蓬门革窦，其穷无比。看他的身分，不像是可以托以重任的。
不过父命难违，他还是叩门请见，说明来意，呈上了书信和黄金。
庄生看完了信说：“好！我知道了。你赶快回去！千万不要在楚国停留。将来 令弟出了狱，你也不必问他，是怎么样才能出狱的。”
朱老大表面答应，心里另外打了主意。他认为庄生不可靠，私下留在楚国，用 自己的钱，另走门路，结交楚王左右的贵人，希望把老二救出来。
这是把庄生完全看错了！庄生虽穷，但在楚国的地位很高，楚王尊之为师。因 为他清廉、正直。收下了朱老大送来的金子，他告诉他的妻子说：“这是陶朱公为 了救他的儿子送给我的礼。我如果不收，人家一定以为我不肯帮忙，所以暂时收下 来，好让朱老大放心。这金子你不要动，事成以后。我要还给他的。
说了这话，他开始设计营救朱老二的方法，这自然要一段时间，而朱老大看看 没有动静，怀疑越深，认定了庄生不可能有什么作为。
庄生是在等机会，到有一天他认为时机适当了，特地进宫谒见楚王，“大王！” 他说：“臣夜观星象，有一颗星，将临楚野，有害于楚。”
“啊呀！”楚王大惊：“那怎么办呢？”
庄生从容答道：“唯有行善政可以免受其害。”
不等他的话完，楚王就说：“我知道了！庄先生，我马上就下命令。”
在当时的朝野来看，最大的善政，莫如刑恤。所以楚王派出使者去封“三钱之 府”。所谓“三钱”是黄、白、赤三种颜色的钱币，说得明白些，就是金、银、铜。 为了怕大赦的消息泄漏出去，不逞之徒，趁此机会先抢一票，则大赦令下，便可无 罪。所以，封库为大赦之前所必须采取的防护措施。
朱老大所结交那些贵人，得到消息，来向他道贺：“恭喜，恭喜！吾王即将大 赦，令弟可以无罪了。”
“喔！”朱老大又惊又喜地问：“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昨天晚上。大王派了使者封‘三钱之府’，这还不是要大赦了 吗？”
朱老大心里在想，老二运气好，适逢楚王大赦。庄生一点力量没有尽到，白白 送他一千镒金子，这不太冤枉了吗？
越想越心疼，他便跑了去看庄生。庄生一看是他，大惊失色，“怎么？”他问。 “你没有回去啊？”
“是的。”朱老大振振有词地说，“舍弟生死莫卜，我怎么能回去呢？现在好 了，大王大赦，我可以放心回去了，今天特地来辞行。”
哪里是来辞行，是舍不得他的金子！庄生懂得他的来意，手往里一指：“你自 己进去吧，把你的金子拿了走。”
朱老大老实不客气，走到庄生的内室，收回了那一千镒金子，告辞而去。
庄生发觉事态严重了！朱老二一条命要断送在他老兄手里了！
庄生在楚国是一位真正的“社会贤达”，他没有政治野心，没有权力欲望，但 有非常强烈的荣誉感。他能获得楚国朝野的信任和尊敬，完全是因为他清廉正直， 大公无私，岂仅不收红包，并且不讲交情。在楚王面前，他有足够的力量，可以把 一个应判死刑的人救出来，但是救那个人必须出于“无私”的动机，否则，清誉毁 于一旦，便无法再受人的信任和尊敬了。
因此当他一接到陶朱公的信，便已定下了从“整批交易”中把朱老二夹带出来 的原则。这件事要做得一点不落痕迹，必须取得朱老大的充分合作。因为可以想象 得到，由于陶朱公在海内的地位，他的儿子杀了人，自是一条很重要的“社会新闻”， 大家都在注视着它的后果，倘或看到朱老大出现在楚国，自然而然会想到他是来营 救他的弟弟。假如再发现他曾拜访庄生，则又可知，一定是走庄生的门路。此所以 庄生叫他立即离开楚国，同时将来等朱老二出狱，也不要去追问究竟。
哪知朱老大竟是陶朱公的一个“犬子”，不独丝毫不懂这些微妙的道理，而且 也违背了他父亲叫他绝对尊重庄生的训诫。庄生心想，这个人是个半吊子，他在楚 国这么多天，自然有朋友往来，自然已经把此行的目的，告诉了他的朋友，说不定 连陶朱公致书赠金的事，都已泄漏。金子固然已经退了出去，但倒底已在自己家里 摆了几天，心迹难明，嫌疑莫释。至于楚王的大赦，将来一定会有人知道，是出于 什么人的建议？而所谓某星将临于楚野，于楚不利，一定也有懂天文的人指出，根 本是胡说八道。这些事实加在一起，任何人都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庄生托言星 象而劝王大赦，无非是受了陶朱公的贿赂，要救他的儿子而已！
这一来，个人的毁誉还是小事，权威一失，发言不生作用，将来再也不能劝楚 王行善政了，也无法救一个真正受了冤屈的人了！基于这样的一种视天下事如家事， 作为一个“国士”所应有的责任感，他必须挽救自己在楚国的发言地位。
于是他立即进宫去见楚王：“臣前言星象之事，大王垂谕，说要行善政以谢上 苍——”
“是啊！”楚王答道：“昨天黄昏，我已下令封‘三钱之府’，准备大赦。”
“大王可知道路藉藉，流言甚盛？”
“什么流言？”
“说定陶富翁朱公的儿子，在楚杀人，四天狱中，尚未定罪，他家派人用巨金 赂贿大王左右——所以，大王不是为怜恤楚国的百姓而大赦，大赦只是为了陶朱公 的儿子！”
楚王一听这话，勃然大怒，他说：“寡人虽不德，亦何致于如此势利，特为朱 公之子，施此恩惠？既然外面有这话，你看我处置！”
楚王的处置是，立即召见“司败”——各国的司法首长，官衔都叫“司寇”， 只有楚国名为“司败”，下令提审朱老二杀人一案，并且指示：“论杀！”
“司败”遵王命判了朱老二的死罪，“千金之子”，竟“死于市”！朱老大还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唯有买棺收尸，带着那一千镒失而复得的金子，盘柩回乡。
陶朱公在定陶是个大慈善家，老二的人缘大概也不错，所以灵柩一到，合邑致 哀，朱家的人自然更不必说，只有陶朱公浑如无事。
等老大细说了在楚国的经过，陶朱公笑了，他对亲友这样说：“我早就晓得， 老二一条命，一定要送在老大手里。他不是不友爱，没有尽到力量。其中有个道理， 老大是跟我一起在海边吃过苦的，深知谋生不易，物力维艰，所以把钱看得重，舍 不得白白送给人家。老三就不同了，一生下来就见我富，要什么有什么，根本就不 知道钱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于是挥金如土，毫不心疼。我本来要派他到楚国，就因 为他不在乎钱，送掉了就送掉了，万万不会再去回想一下，这笔钱送得值不值？这 一点，老大无论如何做不到，所以老二非死不可。此为势所必然，理所必至，没有 什么好伤心的！老实说，等老大一走，我日夜盼望的，不是老二的人，是老二的灵 柩。”
察理至明，料事如见，能够坦然接受打击，这些都是陶朱公所以能成为一个大 企业家的主要原因。而朱老大虽然从他父亲手里接管了庞大的事业，但目光如豆， 可以断言他不可能有什么大作为：
当然。庄生所用的方法，至少在原则上，陶朱公已经料定。可是他不能跟他的 儿子说破，因为在那个时代，最重“朋友”这一伦，从事一项秘密工作所取得的高 度默契，真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虽亲如父母妻子，亦不可泄漏，这是 朋友相交到了某一个阶段，所必须严守不渝的一条规律——因为如此，所以“得一 知己，可以死而无憾。”
就实际的利害关系看。也不能说破。庄生极其爱惜羽毛，点尘不染，同时在这 方面的警觉很高。而朱老大则是“愚而好自用”的人，如果事先说破，就算他能懂 其中的道理，一定在态度、语言上也会流露出来，无论如何瞒不住庄生。这件事只 要有第三个人知道，庄生必然峻拒，同时会怪陶朱公轻率，不可共事。这样，儿子 未曾救到，先已失了一个朋友。
陶朱公退休以后，事业交给他的子孙掌理，谨慎经营，守成而已。倒是一个 “穷士”，受了他的指点，以创造性的事业而致巨富，成为当时一个杰出的企业家。
这个人的姓氏失传，单名一个“顿”字。因为他发迹在山西猗氏县，所以称他 为“猗顿”。他是鲁国人，与陶朱公住得相近，务农为生，而运气不好，也种地， 也植桑、育蚕，但却常在饥寒之中。
猗顿穷困之余，去向陶朱公求救，如何可以致富？陶朱公回答他说：“子欲速 富，须畜五(牛字)。”凡是雌性的畜类，都称为“(牛字)”。所谓“五(牛字)，就 是雌的牛、马、猪、羊、驴。陶朱公是劝猗顿去经营畜牧。
畜牧需要很大的资本，猗顿既是鲁国的“穷士”，常在饥寒之中，又如何能筹 集资本？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陶朱公不但指点了门径，很可能还贷放了资金。 于是，猗顿到了“西河”这个地区，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之间，繁殖无数， 发了大财，驰名天下。据说，他的财产，可敌王公。
“西河”这个地名，在汉朝以后就不大听到了，它就是黄河由陕西人山西，在 龙门的那一段，当冀州之西，所以称为“西河”。西河之南，是猗氏、临晋、安邑 这些地方，现在称为“运城盆地”，冈陵起伏，牧草茂盛，是畜养牛羊的好地方。
司马迁的《史记》也有猗顿的记载，说他致富的原因，与《汉书》所载不同。 司马迁说：“猗顿以盐盐起”，盐字念作古，这个字有许多解释。在这里“盐盐” 二字连用，指天然成粒状，不须加工炼制，就可食用的盐。这种盐是什么盐？是关 云长的家乡解州的池盐。
解州与安邑、猗氏密迩，所以解州盐池，亦有人称为猗氏盐池；山西称为河东， 因而又笼统称为“河东盐池”。这些地方为蒲州所属，古称“蒲坂”，是舜建都之 地，他未受尧禅位以前，在这里经营过商业。《南风》一诗，内容就与池盐有关。
《南风》中有这么两句：“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为何南风可以 使人发财？因为河东盐池，不需人工，当初夏季节，薰风一起，“附岸池面，缀珠 凝脂，盐颗自结。”于此可知，恃河东池盐为生的，真个是靠天吃饭——天要热， 黄风来时，骄阳如火，把“紫色澄氵亭，浑而不流”的盐池中的液体，晒成颗盐， 生计即可无忧。最怕雨水多，一方面不见日光晒不成盐；另一方面流潦汇注，会把 盐池中液体的含盐量冲淡。
由于池盐不是“煮海”——蒸发海水中的水分，留下盐的结晶，所以盐池为晋 国的一大利薮。齐桓、晋文相继称霸，在经济上都得盐的助力。不过，池盐虽天然 成颗，“捡现成”毕竟也要有人去捡。而且可想而知的，越是捡现成的，越会发生 冲突，凡此种种，都说明了人力、人谋，必不可少。
无疑地，行顿在经营畜牧的同时，也从事盐业。畜牧是远程计划的投资，而池 盐在当年即可收本计利，两相配合，有利无害，更以猗顿的“士”的身分和头脑， 他必然会在组织“盐民”，改进技术，讲求效率等等工作上，发生作用，得到盐户 的支持和官方的信任，形成此业中的领导者，因而成为盐业巨子。猗顿起于畜牧， 成于盐盐，司马迁和班固，或者因所闻不同，以致笔下有异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