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成都西南的邛崃县，古称“临邛”。在汉朝初年，此地仿佛明、清的山西 太谷县那样，以多富翁闻名海内。临邛的富豪，又以卓家为首。卓家出了个“名女 人”，又出了个大文豪女婿，风流文采，艳传千古，以致于把卓家在“重工业”上 的贡献遮没了。
临邛卓家，本来是赵国人，以冶铁致富。中国的铁器时代，始于春秋战国之际， 而要到战国末年，铁器才渐渐盛行，正式代替了铜，成为大众生活上最重要的一种 金属，同时也是国防事业上最重要的一种物资。
就铸造兵器而言，铁的冶炼技术，在未能进步到“百辟之钢”以前，它的品质 远不如铜。青铜器的制作，在商朝就已精美绝伦。到了春秋、战国，青铜兵器的铸 造淬炼，更见杰出。根据出土实物化验的结果，当对青铜兵器的成分，除主要的铜 与锡以外，并含有铅、铁、镍、砒素、锑、硫黄等等。不仅如此，甚至已知道加入 锌与锰以加强韧力，使其具有柔能克刚，坚而不脆的效用，同时与锑、砒素、硫黄 混合，更产生了不损不腐，经久耐用的效果。两千多年前的冶金学，居然发展到如 此的程度，说来似乎不可思议，但有实物为证，令人不能不信。
作为兵器之王的剑，在当时如干将、莫邪、巨阙、纯钧、湛卢、胜邪、鱼肠等 等名剑，都是铜剑。铜与铁相比，前者质胜，后者量多。以铁易朽烂，称为“恶金”， 只用来铸造日用刀斧及农具之类。不过物质的价值判断，需视供求关系而定，战争 规模扩大，兵器消耗激增，铜的供应不足，而且锻铸费时，不能适应紧急情况的要 求，则铁的地位自然提高。如果此时铁的冶炼技术复又进步，则其地位便更非昔比 了！
战国末期，秦楚并雄的时代，楚的强盛，得力于铁。秦昭王临朝叹息：“楚之 铁剑利，铁剑利则士勇。”以此深感威胁。楚国铁剑之所以利，是因为并吞了吴越 的缘故——其时铸剑的名匠，多在吴越，越王勾践有宝剑五，名闻天下。楚王又曾 令风吴子到吴国，请欧冶子及干将铸造三枚铁剑，命名为：“龙渊”、“太阿”、 “工布”，是为当时唯一能与有名的铜剑匹敌的三枚铁剑。楚吞吴越之时，干将、 莫邪、欧冶子等人，虽已下世，但吴越地区的冶金及铸造兵器的技术，始终居于海 内的领导地位。
在黄河以北，冶铁有名的地方，不过两处，一处是韩国的棠溪，即今河南遂平 县以西的地方。韩国的军火制造业，在当时海内名气甚大，所谓“强弓硬弩，皆出 于韩”。棠溪之剑，亦为上品，原因就像绍兴好酒一样，得力于水。棠溪之水，冷 度特强，宜于淬钢。
再有一处就是赵国的邯郸，众望所归的专家，称为“徐夫人”。有人认为“夫 人”是一个男子的名字，在我的看法，“徐夫人”就是徐夫人，不见得夫人就不能 铸剑！
因为铸剑不是打铁，不须两膀子笨气力。徐夫人要做的工作，第一是调配合金 的成分；第二是“望气”——秒冶炼的火候。“气”者火焰，初生火时是“黑浊之 气”，然后转为“黄白”，由“黄白”而“青白”，最后只有青气，即所谓“炉火 纯青”，才是火力最好，下手“可铸”的时机。
荆轲入秦，所带的就是徐夫人所铸的一把匕首，匕首实在就是短剑。燕太子丹 为买这把匕道，花了二千两金子。徐夫人的作品不多，她的主顾，大多为经过邯郸 的诸侯贵人，名将豪客，一剑之费，价值千万。她收入虽丰，但比起卓家来，显有 逊色。
卓家与徐夫人不同的是，后者在本质上是个高级工程师，而前者为企业家。卓 家以冶铁为业，兵器当然是主要产品，质虽逊于徐夫人的制作，而量则远非徐夫人 可及。当时战争的规模很大，“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长 平一役，白起坑赵卒四十万人，以致于赵国像二次大战后的德国一样，壮男大缺， 尽是寡妇。话虽如此，赢政即位十三年，桓(齿奇)攻赵国平阳，仍有斩首十万级的 纪录。试问，这样连年不绝的大规模战争。要消耗多少兵器？卓家光是承办箭镞， 就是一笔惊人的大买卖。除了赵国本身以外，其他各国攻击秦国，因为地形关系， 往往以邯郸作为军需补给基地。所以那里的冶铁业非常发达，除了承揽公家的军火 合同以外，同时由于战乱频仍，农具容易散失，不断需要补充，营业数字，亦颇可 观。总之，冶铁业在战争以前制造兵器，战争以后，制造农具，左右逢源，始终不 愁没有好生意。国家间的紧张局势，替他们带来了不寻常的大景气，当时如山东的 程氏，河南的孔氏，以冶铁为业者，无不大发其财。
卓家的移家临邛，大概是在赢政称“始皇帝”以后。自赢政十七年灭韩开始， 不到十年间，席卷天下，武功不谓不盛。但是他的胜利是畸形的，基础并不稳固。 秦始皇为了消除人民的反抗，强力推行“下放”的政策，即所谓“徙民”及“迁豪 富”，把他认为不妥的“不良分子”，“下放”到各个边区去“劳改”，而豪富之 家，则强迫迁移到京畿附近，一则便于监视，再则利用他们的资本，来发展自己的 实力。
卓家就是这样被流放到巴蜀。秦时的巴蜀，等于今日大陆的“北大荒”，一到 那里，有去无回。当时徙蜀的路线，是由汉中一出“金牛道”，进入“蜀郡”地方， 就算到了地头。再过去就是剑阁，栈道艰险崎岖，令人望而生畏。“下放”到此的 人，随身没有多少川资，既畏道路艰难，又存希冀之心，指望会有“皇恩浩荡”， 被赦还乡的一天，收拾归装也方便些。所以无不用卑词，用贿赂，多方向秦国的官 吏活动，希望就在“葭萌”附近安顿下来。葭萌就是如今川边的昭化县，地当剑阁 以北，这么狭小的一块地区，何以安顿？更何以谋生？因此，有见识有眼光的人， 便另打主意。只是这样的人并不多。
老卓就是这少数中的一个。两夫妇带着孩子，手推一辆小车，从邯郸西越河东， 进潼关、过咸阳、到汉中，再走数百里栈道到葭萌，一也像其他的“迁虏”一样， 几乎被榨干了最后一滴精力。但是他那一颗心仍然是活跃的，丝毫不疲劳的。
“你看如何？”他跟他妻子商议，“在这里落脚，不但没有前途，而且没有生 路。”
卓太太十分贤惠，听出他话中的意思，便问：“你是不是另有打算？”
“打算我倒有。”老卓踌躇着说：“只顾虑着你，怕你不行了！”
“怎么叫不行？”卓太太把累折了的腰，重新又挺直，“你别顾虑我。”
“是这样。”老卓放低了声音说：“我知道巴蜀有几处出铁的地方——我们虽 是冶铁的行当，但开铁矿的方法，我也听客商谈过，并不太难。我们随身带的钱有 限，得要好好利用。我决定要于这一行——我们到那里看看，就是不开矿，只要有 铁，我们仍旧可以干老本行。你说，我这个打算行不行？”
“我也不知道行不行。反正海角天涯，我总跟着你走就是了。”
“我怕你走不动。”
“那个地方在何处？”
“还要往南，进剑门，到成都，再往西走，在邛崃山下，靠近‘西南夷’了。”
“你说的这些地名，我一个都不知道。你只说，从这里去，还有多少路？”
“千把里路。”
“千把里路？”卓太太笑了，“我以为在天上呢！我们几千里路都走过来了， 何在乎这千把里路？”
看见妻子这样合作而又明达的态度，老卓觉得受到了极大的鼓励。“我跟你说 吧，”他兴奋地说：“那里还有‘火井’！井里出火，可以用来冶铁。”
“有这等事？”卓太太张大了眼说——但是，她心里是相信的。她知道老卓从 不妄言。
“不但有火井，还有盐井——起造冶铁的炉子，不是非要掺盐在泥里的吗？”
“有这样好的地方！”卓太太大声说道：“你不去，我也要去。”
于是夫妇同心一德，秘密筹划。老卓虽对临邛地方已很了解，但还不敢多邀人 去，怕的万一环境不理想，会遭人埋怨，同时他又不肯轻易透露这个珍贵的“经济 情报”，所以对秦国的官吏，另外编了一套说法。
他说：“葭萌人多地方小，水土亦不见得厚。我请求远迁。”
秦国官吏正因大家都要在近处安顿，深感为难，听说有人志愿远迁，当然高兴， 便问：“你想迁到哪里？”
“我听说江山之下，土地肥沃，地下有‘蹲鸱’，可以饿不死。而且那里的人 善于做生意，我是做生意的人，不妨就远迁到那里。”
这是非常合作的态度，如果人人愿意远迁，在葭萌的秦国官吏，就不必大伤脑 筋。所以他的请求，立刻就得到批准，夫妻俩随即动身往南走。
但是他们并没有到“汶山之下”。那个地方根本不能去的，老卓的话是“摆噱 头”。汶山就是岷山，“蹲鸱”是大芋头的别称。照他所说的那个地方考查，应该 就是现在四川茂县这个地区，《嘉庆一统志》记载该地的物产，就有“芋”，《华 阳国志》：汶山郡出，大如蹲鸱”的字样。但是，这里在秦代尚为化外，称方“冉 囗”。那里有“六夷、七羌。九氏”，各成部落，种族异常复杂。言语不通的汉人 到了那里，不被割下头来当酒器才怪。
老卓作这番托词的用意，是不难明白的，他想独占临邛的铁矿，但内行不止他 一个。山东有个姓程的，是他们冶铁的同行，以后也到了临邛，也发了大财。此外 总还有一些闻风而至的人，大占“山泽之利”，这是临邛多富翁的由来。
老卓在临邛，真是创业维艰。他们夫妇依然手推一辆车子，由葭萌经剑门的栈 道南下，再由成都折而往西南，二百里到临邛。临邛有城，周回六里，高五丈，是 张仪灭蜀国后所建。老卓住在城南五里路的地方，最初当然是茅篷。这个茅篷后来 成为占地十里的大庄园。
卓家南面有山，这座山就是老卓不远千里而来所追求的主要目标。
这座山有四个名称，古石山、古城山、铁山，又叫五面山，因为山有五面而得 名。据《华阳国志》：“临邛县古石山，有石矿，大如蒜子，火烧合之，成流支铁， 甚刚。”这是成分相当好的铁矿。
临邛还有火井，在县城西南。四川的火井以富顺县的自流井为最盛，有一百二 十多个，但最早发现的火井，应该是在临邛，因为史书记载，诸葛亮曾去看过。如 果不是罕异的现象，他以丞相之尊，不必亲临视察。于此可知，一直到汉朝末年， 四川的火井大概还只有临邛一处。
在现代，知道火井是天然瓦斯的作用，而在当时，则认为是一种不可解的怪现 象。《华阳国志》记临邛的火井是如此：“火井夜时，光映上昭，民欲取火，先以 家火投之，顷许如雷声，火焰出，通耀数十里。以竹筒盛其光藏之，可泄行终日不 灭。”
又有盐井，临邛及其邻境的蒲江，约有二十个。用火井的火煮盐井的水，一斛 水得五斗盐，但这些古井现在都淹没了。
除此以外，临邛还有铜山，也在卓家附近，名为铜官山，汉文帝赐邓通的铜山， 就是此处。到了老卓的孩子卓王孙手里，这座铜山又替他带来了另外一笔绝大的财 富！
老卓在临邛创业，天然的资源虽富，但他仍旧必须有两个问题要解决，那就是 资金与人力。既然他在邯郸就已致富，那末随身携带着相当的资本，是可想而知的。 同时巴蜀在秦代为流放罪犯之地，罪犯贫富不一，达官贵人获罪，他的家属门客， 充军到边区的，自然携有巨资，此辈养尊处优，不工不农，要维持生活，唯有以高 利贷为业——战国末期，高利贷已很通行，最具体的例子，就是孟尝君和冯囗的故 事。益尝君为了养三千食客，不得不在他的封邑山东滕县放债收息，因为是高利贷， 欠债的人多付不起息。孟尝君接受了他的管一客舍”的人的建议，请经常“弹铗而 歌”的冯囗去收债。他大具牛酒，把债务人都请了来，有还不起的，把借据一火而 焚之，永远不要他还了。
孟尝君得知其事，大发脾气，向他责问，冯囗有两点解释。第一，“不多具牛 酒，即不能毕会”。第二，“不足者虽守而责之十年，息愈多，急即以逃亡”。那 就不如“焚无用虚债之券，彰君之善声。”由此可见，高利贷的压力，重到非设酒 食，不能骗债务人到场，而讨债讨得急了，债务人会逃走。
但老卓的情况不同，他本人原有身价，而举债是为了从事生产，偿债能力是有 相当保证的，同时他也无法逃亡，所以老卓为了筹措资金而举债，应该不成问题。
成问题的是人力，开矿冶铸，需要大量的人力。《吴越春秋》记干将“采玉山 之铁精”筹剑，“使僮男僮女三百人鼓囊装炭”。《盐铁论·复古篇》说：“往者 豪强大家，得管山海之利，采铁石，鼓铸煮盐，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大抵尽收 放留人民也。”《汉书·禹贡》说到盐铁实施专卖制度以后，则“诸铁官皆置吏卒 徒，攻山取钢铁，一岁功十万人以上。”在老卓，从开采、冶铸到贩卖，为产销一 贯作业，所需要的人力是如何庞大，不难想象。而他既不愿轻易透露临邛有铁的 “独得之秘”，复以与他一起流放到巴蜀的“难友”，畏惧道路艰难，不愿深入剑 阁，则《盐铁论》中所说“大抵尽收放留人民”这句话，便不适用于老卓。
这个人力的困难，非老卓所独具，以后到临邛的山东程家，同样地亦感到人力 缺乏。那末他们是怎样解决问题的呢？
程家是向西发展，利用了西康一带的蛮夷，即所谓“椎髻之民”。卓家是向南 发展，招致了本地的土著，以及云南的苗子、倮亻罗，即所谓“运筹策、倾滇蜀之 民。”
老卓的“筹策”是什么？史书上并无记载，但根据中外古今自艰难困苦中创业 成功的例子去分析，不难想象得之。首先，老卓决不会以“老板”自居，必定自己 刻苦而驭下有思，才能受人爱戴，诚信相孚。其次，他必须亲自下手，在技术上作 优越的领导。复次，他应该有组织方面的才能，才可以统驭那许多来自各地，语言 和生活习惯都不相同的工人。最后，他要用绝大的智慧、勇气和耐性，来制定并执 行他的“法律”。
老卓的事业光有了基础还不够，他能够发展，而且是加速发展，其间的关键， 在于他始终未受苛政的压迫和战乱的威胁。赢政自称“始皇帝”以后，二十七年出 巡陇西。第二年走得更远，东行出潼关，经河南到山东，登泰山，南下到徐州，渡 淮水到湖南，然后由武关口关中。二十九年仍是从河南到山东，这一次遇到一件大 煞风景的事，在河南阳武的博浪沙地方，遇到张良遣人行刺，一个一百二十斤的大 铁椎误中副车，秦始皇为此展开十天的全面搜索行动，游兴也大受影响，匆匆由山 西上党回秦。
以后在三十二年、三十七年还有两次巡行，足迹远至浙江绍兴。最后一次出巡， 中途得病，死在河北。遗命传位长子扶苏，而丞相李斯知道政局不稳，秘不发表， 七月里的天气，尸体都已发臭。就在这样星夜赶回咸阳的途中，太监赵高发动了一 场“夺权”的大阴谋，拥立秦始皇幼子胡亥，是为“秦二世”。
秦始皇五次巡行天下，辟驰道，修长城，在骊山造陵寝，征发苦工，动辄数十 万，但蜀中仍未受影响。
胡亥即位，荒淫益甚，等骊山的皇陵完工，继续调发这批奴工，建造在秦始皇 手里就已兴工的阿房宫。横征暴敛，天下不宁，而蜀中依然未受到大影响。胡亥即 位的第二年，陈胜、吴广首先揭竿而起，于是群雄并起，逐鹿中原，终于演变成楚 汉相争的局面。这时黄河、长江两流域及其附近地区，几乎无不受到战火的破坏， 只有巴蜀是平静的。由于地形阻隔，交通不便，巴蜀才真是避秦之地，而临邛也才 是真正的世外桃源。
楚汉相争的局面，前后共五年，垓下一战，楚歌四面，项羽乌江自刎，始告结 束。当时中原的情况是：既有的生产制度遭受到彻底的破坏，士农工商，都失所业。 一石米卖到五千钱，饿极了吃人，死的人在总人口一半以上。民间穷，公家更穷， 天子的马车无法找到四匹纯白的马来拉，只好用杂色的马凑数。朝中的将相，则连 马车都坐不起，只好坐牛车。
在这时候，还有一批不道德的商人出现。略为积蓄了一些资本，立刻干起投机 倒把的买卖，以致物价大涨，一匹马卖到二千两金子。汉高祖下贱商法令：“令贾 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未始不是受了这个刺激而然。
但是，汉朝的经济复兴，却仍然是商人居其首功。而商人的得以有所贡献，则 出于一条开明的法令：“关梁弛山泽之禁”，于是“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 物，莫不通得其所欲。”
无疑地，这“富商大贾”中，必有老卓，甚至为其中的第一位。更无可疑的是， 他从临邛带来了大批铁制的农具，分散到全国各地。如果不是铁器容易腐烂，我相 信从吴越到燕赵的土地中，都可以掘出卓家所制的锄头镰刀来。
如果说，卓家在临邛的事业，自秦始皇二十七、八年到汉高祖五年的这十七、 八年间，凭借老卓丰富的经验、卓越的才干，在一个几乎与世隔绝，不受天下大乱 的影响的安定环境中，利用天然的丰富资源，奠定了坚厚不拔的基础为第一阶段； 则自高祖六年完成一统之业，到文帝初年约二十五年之间，为其大事发展的第二阶 段。
在这一阶段中，环境特别有利于支持农业的工商业。大乱以后，民生凋敝至极， 上下一心，所共同致力解决的首要问题，即为民食。但政府此时还无力在实质上帮 助农民，如贷放种籽、口粮、农具、资本，以及放领公地等等，那都是好久以后的 事，当时的政府，只能采取比较惠而不费的德政，主要的有六项：
第一，奖励孝弟力田。在吕后临朝称制的那八年中，特置孝弟力田官，俸禄特 厚，他的任务是“劝今天下，各敦行务本。”
第二，开放一切资源。只要努力生产，不愁不能生活，同时开放一切关禁，便 利物资的流通，以调剂盈虚。
第三，废弃货币国有政策。人民可以按照政府所颁的规格，自由制造货币，藉 以刺激交易，活跃市场。
第四，奖励生育。女子最好十五岁便出嫁，如果到三十岁还不结婚，“罚出五 算”，一算是一百二十五钱。怀孕的，赐谷二斛，名为“胎谷”。婴儿无亲属，或 者家贫养不活的，政府另有补助。
第三，减轻赋税。自古以来，田赋最标准的税率是“什一之税”，汉初改为 “十五税一”，一度废除，旋又恢复，到文帝时更屡有减赋的诏令。
第六，励行节约。公家的预算，务求其低，以减轻人民的负担。
总之，这个时期，可以说是极端的自由经济，一切为了便民，一切为了生产。 其时封建制度已经恢复，但高祖诸子分封在外的，不管王国还是侯国，有朝廷所派 的“相”和“傅”，担负起治理国政和辅导王侯的重任，所以中央的政令，依然可 以贯彻。而吕后虽多失德，也像武则天一样，对老百姓是不算太坏的。吕后一死， 刘氏子弟大杀日后娘家的侄儿，也只是一场宫廷政变，并不影响整个政局，相反地， 反迎来了一位古今罕见的仁君，那就是文帝刘恒。
文帝的母亲是薄太后，对于国家大政，颇具影响力。这位太后大概因为饱经忧 患，忽生一场悄来富贵，持有凡事皆有苍天安排，只要心好，必蒙神麻的观念，所 以从开国时期的放任政策，更进一步变成与民休息的“无为而治”，后人因而说薄 太后笃好清净无为的“黄老之学”，其实秦始皇焚书坑懦，读书是件不容易的事， 连汉高祖都是“奇绝英雄不读书”，薄太后又何尝知道什么咱老之学”？
因为是在这样放任的自由经济制度之下，富商大贾挟其雄厚的资本及高度的生 产力，几乎不费什么气力，便可富埒王侯，名为“素封”。
何谓“素封”？封者封君，素作空字解，意思是：虽然没有公家所给予的名位、 爵秩及俸禄，但财雄势大，好比一国的封君。司马迁所谓：“千金之家，比一都之 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所以卓文君的父亲名为卓王孙，“王孙”应该是当地 人称他的一个外号，而非本名。
“素封”之家，多为两三世以上的富商大贾，因为汉初既是绝对的自由经济制 度，则财富的蓄积，必成几何级数的增加，一切的保护法令，使其立于不败之地。 大致说来，素封之家所经营的事业，不出四种；第一类是地主，一方面大量购置田 产，以僮仆耕作，一方面从事畜牧，孳生“五(牛孛)”。第二类是在近海地区收盐 渔之利，此辈以山东最多。第三种不妨尊称他们一声“金融家”，以放债收息致富， 当时最有名的“财神”，一是关中的无盐氏，二是成都的罗家，汉初对利息采取放 任制度，所以重利盘剥的情形，各地皆有，当债务的压力不堪负荷时，老弱者卖田 宅，鬻妻子来偿债，强项者则逃亡或赖掉。于是此辈又不得不雇孔武有力的人来讨 债，后来游侠之兴，与此不无关系。
第四类就是卓家那样的人家，除了在冶铁上面赚了大钱以外，往往还开“造币 厂”，因而是素封的素封。
利率的放任政策和放弃货币国有的政策，是汉初经济制度中的两大失策。本来 在秦代，货币制度已上轨道，上币是黄金，以“镒”为单位，“一金”就是一镒， 计廿四两。下币是铜钱，文曰“半两”，等于十二铢，重量也真是半两。到了汉初， 为了增加货币的供应量来活跃交易，同时也希望把人家的窖藏吸引出来，所以托词 秦钱太重，使用不便，准许人民自己开炉铸钱，形状像榆荚，称为“荚钱”，重量 只有一铢，为秦钱的十二分之一。
这一下，大家都来铸钱，搞成了恶性通货膨胀。同时各家铸的钱，分量总有出 入，所以纠纷百出，市面益加混乱。吕后临朝，对此大伤脑筋，不得已下令，旧钱 仍准通行，而荚钱则并未禁止，这样无补于事，于是又下禁止私铸令，但盗铸如故。
到了文帝五年，又改了花样，新铸“半两”钱，而实际重量仅得四铢。四铢钱 是“法币”，即贾谊所称的“法钱”，这样便有三种货币在流通，用荚钱要贴水， 用；日钱一对一，但旧钱比“法钱”重，于是又有纠纷。汉文帝为奖励大家铸造 “法钱”起见，解除私铸的禁令，可是另有规定，法钱中铜的成分必须准足，如果 杂以铅铁，要受“鲸刑”——脸上刺字的刑罚。
但如照政府的规定，则铸铜钱就无好处，好处即在搀假。大利所趋，民不畏法， 因而鲸刑累累，成色不足的烂铜钱，依然充斥于市。
于此可知，当时最贵重的金属，第一是金，第二是铜，有了铜，就可以铸“法 钱”通行天下。
我国的地名中，称为“铜山”的地方很多，不仅止于江苏徐州的别称。汉初诸 王，吴王的封地，是有名出铜的区域。吴王刘濞是刘邦的侄子，封地计有三郡五十 三城，即今江苏南部、浙江北部与安徽东南部一带，也就是后世的所谓“东南财赋 之区”。在当初列国中，最称富饶，境内有渔盐之利，又有铜山可以铸钱，国用宽 裕，所以吴国的老百姓，像现代中东的科威特一样，是不须纳税的。
吴国建都广陵，其地即是繁华了一两千年，直到清朝末年才没落的扬州。在它 的周围的铜山，计有江苏的江宁、溧水、仪征；安徽的径县，江西的德兴和浙江的 行县、安吉等多处。刘濞的钱多花不完，于是招致亡命之徒，在景帝时谋反，引起 “七国之乱”，结果为周亚夫个别击破，刘濞穷无所归，逃到浙江温州，为当地人 所杀。这都是铜山害了他。
另外一个受铜山之害的是邓通。此人与卓家有关，他的故事特富传奇性，值得 谈一谈。
邓通是蜀郡南安人，四川曾有两个南安，一个在剑阁，一个在荣县西面。邓通 的家乡是荣县这个南安，距临邛不远。他怎么到了京城里的，自然已不可考，只知 道他在未受文帝“特达之知”以前，是个“黄头郎——御用船只上的水手，头戴黄 帽，称为“黄头郎”。
长安西北龙首山下，有座有名的宫殿，名叫“未央宫”，是高祖七年，相国萧 何所建，周围二十八里，造得十分壮丽。文帝在那里休息，有一天在未央宫昼寝， 做了一个梦，梦见他自己要上天，但上不去，正在苦苦挣扎的时候，发觉有个黄头 郎在后面推他，回头一看，看不见脸，只见他穿了件两种颜色的布做的衣服，后面 的衣带上有个洞。
醒来之后，文帝还很清楚地记得这个梦，而且也很重视这个梦——“可怜夜半 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文帝是很迷信这套花样的，心里就想要找这个帮他上 天的黄头郎。
于是他临幸未央宫西的苍池，苍池之中有个“渐台”，就是后来王莽的毕命之 地。渐台在水中央，四周有船，也有黄头郎，他倚着栏杆，一个个看过去，果然发 现了这么一个穿异色衣服，衣带上有洞的黄头郎，与梦中所见，完全相同。
当时就在渐台召见，问他的姓名，说叫“邓通”。邓与登声音相近，登天而通， 大符所愿，文帝非常高兴。
以上的记载，见于《史记》与《汉书》，司马迁与班固不免有为贤君讳的地方， 字里行间所透露的消息是，文帝初见邓通，犹如清高宗初见和珅似地，在同性恋的 性心理上，发生了一种极其强烈微妙的吸引作用，一见而生“孽缘”，宠幸至死不 衰。在当时，文帝赏赐巨万，授以“上大夫”的官职，而这个上大夫，只是“谨其 身以媚上”，伏侍文帝，极其谨慎小心。宿卫的郎官，照例每十天“洗沐”，可以 外出。邓通亦宁愿放弃了假期，在深宫陪文帝。以后有了自己的府第，文帝更时时 微服到他家去“游戏”。
但汉文帝到底不愧为中国历史上的好皇帝之一，虽然溺于男色，对待他所宠幸 的人，仍旧很有分寸，赏赐归赏赐，不准他们干预政事，也不会听信他们的话，这 样便杜绝了他们在外面招摇生事，足以在政治上造成紊扰与腐化的可能。
同时他也为他们作过长远的打算，一时的赏赐恩宠，不足以保障他们的将来， 他是患难中的过来人，深深体会过世态炎凉的滋味，知道那些受宠幸的人，必定遭 人妒嫉。有他在，别人自无可如何，一旦失去他的保障，他们立刻就会成为众矢之 的，所以那些人该有个自立之道。
当时受文帝宠幸的人，一共有三个，除了邓通以外，另外两个是太监，一个名 叫伯子，在北宫服役，所以称他为北宫伯子，此人生性忠厚，人缘极好，将来可保 无虞。另一个名叫赵同，他有一项特长，懂得星象，善“望气”，此“望气”与徐 夫人铸剑，看冶炉中火候的“望气”不同，是看星象的变化，照临的方位，察知何 处地气衰旺，好预作趋吉避凶，祈禳化解之计。当年楚国庄生，为了救陶朱公的次 子，促成楚王大赦而作的“危言”，就是从“望气”上想出来的。
赵同常为文帝的“骖乘”——陪着皇帝，坐在车子的右面。在冗长的旅途中， 可以谈谈这方面的情形，破除寂寞。帝皇贵人都相信这一套，赵同具此特长，为人 倚重将来亦可自立。
令人伤脑筋的是邓通，他除了会划船以外，一无所长。虽然官居上大夫，在三 公九卿之次，其实这个职位并无一定的员额，职掌议论，不负实际责任，是文帝不 得已而替他安排的不必上班的一个挂名差使。但虽无实际责任，居此清高的名义， 毕竟为名器的滥授，只要有人提出攻击；立刻就会保不住。所以文帝对邓通的将来， 一直在忧虑。
有一次，文帝找了个有名的相士，来替邓通看相。相士断言，邓通将来要穷得 活活饿死！文帝一向相信龟卜星相的花样，这一次却大不服气。
他说：“邓通有我，要富就富，只看我肯不肯。怎么说他穷得要活活饿死？这 话太可笑了！”
于是文帝赐邓通一座铜山。人民可以自由铸币，但铜山是属于公家的，邓通有 了铜山，便可以大铸“法钱”。这比法国路易王朝，特赐某人以发行彩票的权利， 还更容易发财。
话虽如此，也不是全然没有问题。邓通出身孤寒，家乡没有人可以为他经营， 他本人又必须在宫里服侍文帝，滕不出空去采铜铸钱，就算有空，他也办不了这样 大的事业。
这不等于货弃于地了吗？不要紧，幸好所赐的铜山，就在临邛地区，可以委托 卓王孙代为经营——实际是邓通以铜山为资本，借重卓王孙的技术，算是合伙的生 意。
卓家其时在临邛已有五六十年的历史，所以照时间来计算，卓王孙应该是老卓 的孙子。
这时的卓家，与老卓当初到临邛时，搭一个茅篷来住的情形，真有霄壤之别。 经过三世的经营，到了卓王孙手里，他家的位于临邛城南五里地方的住宅，占地广 达十里，其中亭台楼阁，自然应有尽有，此外更特辟了渔池和“围场”，作为垂钓 和打猎之用。起居豪奢，“拟于人君”——’由《汉书》上的这四个字，可知卓王 孙的起居享用，颇有僭越非礼之处，只是汉初法令宽疏，对于贬抑商人的“七科滴” 法令，并未严格执行，兼以天高皇帝远，所以不曾惹出大祸。
及至与邓通合作铸钱，卓家的盛运，更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照史书方志来 研究，邓通所受赐的铜山是一区，不是一座。他受赐铜山的地区，在今西康荣经县 一带，当时名为“严道”，得名的由来，是秦始皇灭楚以后，“徙严王之旅，以实 其地”，而西南夷中又有蛮族名“道”。以后一直为流放罪犯的地方。淮南厉王谋 反，文帝不忍诛杀，下诏徙置“严道邛邮”之地，即是此处。淮南厉王在流放途中， 不食而死，未到严道。否则，那里的铜山不会为邓通所有。
所谓“邛邮”即是临邛，严道与邛邮并称，可知两地密迩。荣经在西康极东， 临邛在四川极西，虽隔一个省分，实际相距只两百里。在这个地区，属于邓通所有 的铜山，可考者计有两座，一座在荣经县东北；另一座就在卓家大宅附近。都由卓 王孙替他采铜铸钱。
卓王孙与邓通的合伙，契约的内容无法详知，据《华阳国志》记载，大致在名 义上是一种租赁关系，所得的报酬为“岁取千匠”，这句话的解释是，卓王孙以一 千名工人，采铜铸钱的总生产量，归于邓通所有。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卓王孙 的手腕非常高明，他虽取得了两座铜山的实际经营权，但避免用自己的名义铸钱， 其实“邓氏钱遍天下”，一大半是卓王孙发行的。他这样做法有两个好处：第一是 可以避免法律责任。第二不致招摇太甚，是明哲保身之道。以后邓通被祸，卓王孙 没有被牵涉在内，相信是由于那张合作的契约，请教了法律专家，精心拟订的结果。
《钱谱》和《西京杂记》都有关于“邓氏钱”的记载，说它与“天子钱”无异， 可知成分极好，“币信”极佳，所以能通行天下。这时卓王孙的财富，已经上亿。 他的贮钱的巨瓮，在明朝初年，曾经在临邛卓氏故宅的水池中掘出来，“大可容五 石，色如漆”。小口大腹，瓮脚上刻有文字。
邓通之富，富在他“邓氏钱遍天下”的虚名上，同时他也不能像卓王孙那样， 利用财富在家乡大起园林，安享清福。他在宫中服侍文帝，几于片刻不离，有钱亦 无法去用。钱，对他唯一的作用，不过是否定相士的看法，保障他不致于穷得活活 饿死而已。哪知这一重保障亦竟不能获得。起因是他得罪了太子。他的得罪太子， 有两个说法：一说是弄巧成拙，一说是无意的。照邓通的为人看来，是无意间所得 罪。
起祸的原因是如此：文帝生了一个恶疮，发炎作脓，疼痛不堪。在当时的护理 技术上，有这样一个方法，由另一个人用嘴把其中的脓血吮出来。邓通便是如此为 文帝效劳。
脓血一去，痛楚顿减，但是文帝反而闷闷不乐，因为“吮痛”向来只有子女对 父母才肯这么做。文帝的不乐，正因此举出于邓通而非亲子。
于是，他闲谈似地问邓通：“你看，天下最爱我的是哪一个？”
邓通不防有此一问，也不知道他的用意何在？想了想答道：“当然应该是太子！”
这话答得一点不错，不但得体而且正见得本性善良。不料文帝别有感触，等太 子来视疾问安时，便叫他像邓通那样，为他“吮痈”。
这是多恶心的事——太子大为作难，但不敢违命，很勉强地照办了。事后打听 到是邓通想出来的花样，不仅他自己这么做，还害了别人。太子疑心邓通是故意 “整”他，平时就看不起此人，这时便越发痛恨。当然，必有人在太子面前挑拨， 也是可想而知的。
文帝在位二十三年驾崩，三十二岁的太子刘启即位，是为景帝。这一下邓通例 楣了，不过景帝并无杀他的意思，只把他免职，撵出京城。
于是邓通回到蜀中，住在荣经县二不久有人告发，说他在“徼外”铸钱。“徼 外”可以解释为国境以外。荣经县西面就是“西南夷”，在那里铸钱，岂不是“资 敌”？景帝大怒，下令查办。
一查果有其事。但实在是冤枉的。邓通什么也不会，回家又不久，而且有两座 日进斗金的铜山，何必还要到国境以外去铸钱？当然是别人假冒他的名义干的勾当。 但铸的是“邓氏钱”，铁证俱在，法律责任便难逃了。
结果，邓通被抄家，抄了家还不够，因为要追缴他所有“盗铸”的钱。当时的 法律，并没有“酌留本人及家属生活费”这一条，所以凡有收入——主要是他人的 接济，像卓王孙那样，一定是帮助他的。可是他的任何收入，都被官吏没收，充作 偿还公款之用，以致于搞得一文不名。
景帝有个一母所生的姊姊，她的名字在现代来说很难听，单名一个“嫖”字， 文帝即位，封为“馆陶长公主”，颇有权势，馆陶长公主一则因为邓通为文帝所宠 幸，再则看他为人老实，所以很可怜他的遭遇，不断有金钱赏赐，但一样到不了邓 通手里。
这一下真的要饿死了！馆陶长公主无可奈何，只好供给他衣食，还不敢说赏赐， 是借给他的，因为唯有所有权不属于邓通，才可以免予没收。
问题在这里，馆陶长公主在京城，邓通在荣经，相去数千里之遥，衣食难免有 接济不上的时候。弄到头来，邓通果然活活饿死。
西康荣经县，现在有两个遗迹，一个名为“邓通城”，是他免职家居还保有铜 山时的住处；另一个就是“饿死坑”，邓通死后，头上连根铜簪子都没有。
邓通得罪饿死，他的合伙者卓王孙未受影响。这因为景帝的目标只在邓通，不 愿株连。同时卓王孙原有临邛、荣经两处合法的铜山，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无须 违法到国境以外去盗铸。凡是大企业家，事业只要上了轨道，有了制度，往往只有 一个因素可以使他垮下来，那就是作非法的勾当而受罚。否则即使遭遇了极严重的 意外，如战乱等等，依旧有复起的可能。卓王孙固守法而免祸，就是一个最显明的 例子。
不过，邓通获罪，他受赐的铜山必由国家收回，卓王孙与他的合伙关系，当然 亦告终结。就这样，卓家的财富，依然无人可及，同时冶铁的事业仍旧存在，仅仅 守成，亦可数世不愁衣食。
卓王孙那时应该是四十岁左右。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其中一个女儿叫文君， 生成绝色，皮肤尤其好，柔滑如脂。她从小娇生惯养成任性外向的性格，所以放诞 风流，艳名四播，不幸红颜薄命，她十七岁就守了寡，卓王孙把她接回家来住，一 则是养尊处优，在娘家的生活舒服，再则深知这个女儿的性格，怕闹出丑闻来，面 子上不好看，接回娘家，自有防范的意思在内。
其时临邛的县令名叫王吉，他有个好朋友叫司马长卿，是成都人，本名犬子， 因为仰慕蔺相如的为人，改名相如。司马相如喜欢读书，也学过击剑，在文学方面， 是个不出世的天才。他家的境况不坏，所以做了“郎”，官拜“武骑常侍”。
汉朝有这样一种制度，选拔富家子弟，充作皇帝的侍从，称为“郎”。后世以 郎为年轻男子的美称，即由此而来。因为侍奉天子，所以又称“侍郎”，又有“侍 中”、“中常侍”等等职称。“郎”的官俸不高，而服装车马极其讲究，因而非富 家子弟不能做，但天子近臣，身分不同，而且只要有才干，极容易受到赏识。不幸 地，景帝对于文学，并不爱好，同时司马相如口吃，而在皇帝左右奔走，顶重要的 是奏对敏捷，所以他做官并不得意。至于他本人的作风，又不脱文人散漫自适的本 性，更不宜做这个需要随时注意仪容，保持警觉的宿卫郎官。这样，即不得意，又 感拘束，他便起了弃官的念头。
其时封建诸王，最有势力的是梁孝王刘武，他与景帝同为窦太后所生，景帝看 待他，自与别的异母弟不同。又以吴楚七国之乱，梁国的位置在河南、山东一带， 正居中原，为战略上的要地，所以发生了极大的阻挡作用。事平论功，梁工居首。 窦太后也偏爱这个小儿子，赏赐不可胜数。于是梁王大治宫室，广结宾客。四方豪 杰，云集大梁，山东“稷下”一派的学者，如邹阳、枚乘等人，亦为梁王的上宾。
景帝即位的第七年，梁工人朝，这些学者也都跟着到了京城。司马相如跟他们 谈得非常投机，因而告病辞官，投入了梁王门下，在梁国住了好几年，有名的“子 虚赋”，就是他此一时期的作品。
这样，过了五、六年诸侯门下饮酒读书的闲适生活，忽然遭逢意外——梁孝王 在出猎途中，一病而亡，居停既逝，门客星散，司马相如潦倒还乡，境况十分艰窘。
就在这困处愁城的日子中，他接到了临邛县令王吉的信，信写得很简略：“知 道你宦游不得意，来看我。”
信虽简单，准备为他想办法的诚意，并且必有办法好想的把握，是很显然的。 司马相如也知道临邛多富翁，有好朋友在那里做县令，这个秋风大可一打，所以决 定接受邀请。
当然，他懂得打秋风的方法，最要紧的是不能露出寒酸相。于是悉索敝赋，把 能够变钱的东西，统统卖光，凑足一笔盘缠，作背城借一之计。因此，到临邛的时 候，车马仆从，一应俱全。派头相当不坏。
在王吉是早就设计好的，亲自出城迎接，把他安置在公家的“招待所”里，就 像接待贵人那样，每天都要到招待所去谒见请安。司马相如也摆出贵人的架子，接 见了几次就厌烦了。等把名刺递了进去，叫僮仆出来挡驾，说有病不见。而碰了钉 子的王吉，依然一天一趟，报到不误。
这一下，临邛县民纷纷猜测，不知来了个什么贵人？看他的架子这么大，县官 这么恭敬，可知官阶一定不小。这些猜测，越传越盛，终于传到了卓王孙耳朵里。
卓王孙的架子也不小，县官并不在他眼中。平时只在他那占地十里之广的大宅 里纳福，偶然出门，也无非与他的同行，也是巨富的程家和郑家有所往来。这一天 偶而聚在一起，谈到了住在招待所的这一位贵人，都觉得他的来头似乎不小。
于是卓王孙说道：“王县令总算是个很知趣的人，我们给他做个面子吧！”
“这个面子怎么做法？”
“请王县令的贵客吃个饭，如何？”
大家都同意了，并且让卓王孙来做东道。挑定了日期，大发请帖，邀了有上百 的陪客。司马相如的请帖，自然由王吉转交。
到了那一天。王吉奉召唯谨，一早就到了卓家大宅。宴会设在盛开的桃李所围 绕的一座大厅中，那座厅用采自深山，具有浓烈芳香的楠木和柏木作栋梁，壁柱之 间画着云霞仙女，山灵水怪，饰以黄金、白玉、明珠，和孔雀的翎羽。地上铺着用 牦牛毛所织，称为“氍毹”的彩色地毯。黑漆彩绘的食案上，所摆的餐具是小口广 腹的金罂，和金银镶裹，号称“蜀杯”的玉碗——这样的餐具，不是只有几份，而 是上百宾客，每人一份。
一看这场面，王吉知道自己的初步计划实现了。他首先向主人表示，为他的贵 客设此盛宴，十分感谢。然后介绍司马相如，以天子的近臣而为雄藩的上宾，什么 恭维吹嘘的话都加得上去。这一下，不仅外面的陪客听得不胜神往，连深闺中的卓 文君都被惊动了。
但是这位贵客的架子实在太大，一直到日色正中，未见驾临。卓王孙心中未免 不快，“大概不会来了！既然不肯赏光，也是无可奈何之事。”他向大家招呼： “莫为他耽误了我们的行乐，各位请人席。”
就在这时候，司马相如派他的僮仆送了封信来，说偶感不适，不能践约，请王 吉代向贤主人致歉。这封信当然写得异常典雅，王吉传示座容，无不赞叹，但亦更 觉怅惘，特别是做主人的卓王孙，扫兴无比。
看见这样的情形，王吉便自告奋勇，说好歹要把他请了来，跟大家见一面，才 不负贤主人的盛意。于是在卓家门客陪同之下，驱车到了招待所。司马相如“抱病” 出见，经不住殷勤相劝，总算很勉强地答应赴宴。
一到卓家，满堂倾倒。因为“腹有诗书气自华”，何况以禁中近臣而为王府上 客，珠履三千的大场面，见得多了。像这样上百人的盛会，如果别人为主客，多半 会难于应付，而司马相如，从容周旋，无不中节，光是这一份镇静的功夫，便不能 不佩服。
再有一层，临邛虽多富翁，豪侈不减王侯，但到底偏处一隅，不免带些“土” 气。因而司马相如的服饰举动，就格外显得与众不同，别有一种高贵雅致的趣味， 相形之下，主人和陪客都有自惭形秽之感。
不独厅中如此，在厅外偷窥的卓文君也颇有好感。她的偷窥是出于好奇。从她 知人事时开始，就知道“卓家第一”，哪怕是临邛的县令，也要仰她父亲的鼻息， 现在听说有这样一位为县令敬重得近乎畏惧的贵客，居然在卓家为他设盛宴时，托 病辞谢，她倒要看看是怎样一个三头六臂的人物？
当然，她在偷窥司马相如，司马相如不会知道，因为身居首席，决不可能做出 那种左右顾盼的轻佻失礼的举动，但王吉却已知道了。卓文君无论走到何处，自然 有一班侍女跟着她。即令行动再检点，而裙幅飘闪，环佩叮当，总少不得有艳迹香 踪泄露。他看在眼里，喜在心中。情势一步一步，完全照预计在发展，现在不妨开 始下一步的行动。
念头刚刚转定，情势发生了变化，飘裙飘闪，环佩叮当，终归于消失。卓文君 重返深闺了。
王吉有些失望，不过他相信机会还是有的，且宽心等待。不久，日影偏西，将 近薄暮。卓王孙吩咐燃烛，并且洗杯换盏，准备作长夜之饮。
一到夜里，卓文君不会再出来了！王吉微皱着眉在想。忽然灵机一动，自笑迟 钝，她不出来，不会引她出来么？
于是他向自己带来的僮仆招一招手，一个五色锦囊送到了他面前。囊中是一张 外观极其华美的七弦琴。
两名侍席的青衣，一个捧着琴，一个捧着酒，随着他走到了司马相如席前， “长卿！”他举着酒爵说道：“敬奉一爵，以介眉寿。”
司马相如口吃，非必要时不开口，但举止极其漂亮，先避席逊伏，然后抬起身 子，领受王吉的好意，一口气干了一爵酒。
“素知长卿。耽于琴趣。这张琴，名匠所制，不同凡响，请以自娱”
实在是请司马相如鼓琴娱客。“请以自娱”是一种比较尊敬的措词。
也不是自娱，是娱文君，或者说得更明白些，是用琴来向文君有所诉说——乐 器中的琴，和武器中的剑，在当时有其独特的尊贵地位，剑是身分和人格的寄托； 琴则可以说是人的化身。而其形制，上参造化之奇，下合人事之数，有许多“头头 是道”的解释，说上圆法天，底方象地；长三尺六寸合周天三百六十度，广六寸象 征六合；五弦象征五行，大弦为君，小弦为臣。如果是四尺五寸长的七弦琴，则又 说尺寸象征四时五行；七弦则如七星。总之，琴是高人雅士的乐器，与平民所喜爱 的筑、筝、阮威等等，虽同为弦乐器，身分大不相同，所以这时大家一看司马相如 要鼓琴自娱，就越发加了几分尊敬。
琴本身的身分，虽不致像穿凿附会的说法那样神秘玄妙，但琴的声音，在娱耳 以外，确是表达情感的利器。这又有两种，一种是用琴声来抒情，一种方法是用琴 伴奏，在歌唱中诉说一切。后者称为“琴歌”，前者称为“琴曲”。琴曲有“畅”、 “操”、“引”、“弄”各种名目。用得最多的是“操”，照当时的解释，忧愁而 作的琴曲；称为“操”，意思是君子道穷，只好独善其身，但不失平日的节操。所 以凡是称为“操”的琴曲，每多愁苦之音，特别能引人垂泪。
当然，这所谓愁苦之音是主观的，必须听的人有此感触，有此境遇，才会起共 鸣作用。所以司马相如当时所奏的琴曲，在席上的人听来，不过觉得如呜咽流泉， 霜空鹤唳，仅止于凄清之感而已。但在卓文君耳中，却是嫠妇孤舟，深宵饮泣的声 音，立即勾起了岁月茫茫，不知如何才活得下去的悲伤和恐惧！这当然会叫她受不 了。
正要如此，才见得她是司马相如的知音，也正要如此，才见得王吉的构想和司 马相如的鼓琴，都是成功的。
从此，司马相如成了卓家的上宾。他常常坐着华美的马车，带着俊俏的僮仆， 四处闲游。雍容儒雅，望之似神仙中人。他也常常到卓家去饮酒，酒酣时舞一回剑， 鼓一曲琴。每到鼓琴之时，卓文君一定出来偷听、偷窥。卓王孙只以为女儿一向喜 欢琴，想偷看学些本事。做梦也不曾想到，十七岁的文君，正为情颠倒。
料想时机应已成熟了，于是有一天司马相如不但鼓琴，还唱了琴歌——口吃的 人，歌唱是不会结巴的。他唱的琴歌，是他自己的作品：
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凰。时未通遇无所将，何悟今夕升斯堂！有艳 淑女在此方，室迩人遐独我伤！何缘交颈为鸳鸯？
歌词在卓王孙不甚听得清楚，文君是行家，字字真切，字字打入心坎，又惊又 喜！原来司马相如尚无妻室，遨游四海，以求淑女。一而“何悟今夕升斯堂，有艳 淑女在此方”，则此“淑女”，不是指自己又是指谁呢？
“何缘交颈为鸳鸯？”文君心里在想，这不是多余的一问吗？只要托出县令王 吉来做媒，何愁不能成就良缘？
正在这样想着，“琴歌”又起了。司马相如唱的是：
凤兮凤兮从我栖，得托子尾永为妃。交情通体心和谐，中夜相从知者谁？双兴 俱起翻高飞，无感我心使予悲！
这首歌的涵意不容易明了，但文君并不因为难解而把它置诸脑后，回到自己的 屋子里，坐在盛饰珠玉的纱帐里，反复思量，终于悟出一点道理来了。
“琴歌”两首，第一首是“凤求凰”，自然是司马相如的心声。第二首托词为 “凰”的私语，正是司马相如在假设她的心事——“凤兮凤兮从我栖，得托子尾永 为妃”，诚然是文君的愿望。等这个愿望实现，自然“交情通体心和谐”，这容易 懂。
最要紧的话是下面这一句：“中夜相从知者谁？”这是暗示她夤夜私奔！为什 么要如此，为什么不能明媒正娶呢？
为了一缕春心，紧紧缚在司马相如的身上，她的一切想法便无不是体谅他了。 她想她家虽富拟王侯，在临邛等于一位“封君”，但说到头来是有“市籍”的。当 今天子曾有诏令，“有市籍，不得官”，不能做官的人的女儿，嫁了做官的人，自 是门不当，户不对。同时司马相如文名满天下，“遨游四海求其凰”，结果到临邛 来娶了一个十七岁的小寡妇，年龄身分都不相配。人家不说美人名士，天生佳偶， 一定说他贪图卓家的财富——这个恶名声，就是自己做了司马相如，也一定不肯承 受，一定要避嫌疑。
而且父亲的性格，司马相如纵或不知，王吉一定了解，不见得肯来做这个媒— —十有八九会碰钉子！父亲最敬佩巴郡涪陵的那个名字叫“清”的寡妇，她家有口 出朱砂的矿穴，数世相积，也算富家。清寡妇年轻貌美，不知有多少人打她的主意， 而她能用她的财富来保卫她的贞节，因而秦始皇特为她筑“女怀清台”。父亲把自 己接回娘家，正就是希望自己步清寡妇的后尘，做到“礼抗万乘，名显天下”，为 邦家争光的地步。然则有人来为自己做媒，必遭峻拒，岂非可想而知？
她觉得自己想得一点不错，司马相如确有不能托媒来求亲的苦衷，同时明摆着 托媒求亲是无效果的、可以预见的事实。这样，除却悄然私奔，何由得成良缘？
长卿，长卿！说什么“无感我心？”文君在心中自语：若体会不得你琴中之情， 歌中之苦，不是错承你垂青了么？不过，你可知道，“中夜相从”，虽有“知者”， 这十里方圆。的一座大宅，叫我如何走得出去？
卓家大宅中，巡更守夜的人，通宵不绝，文君想要私奔，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 苦思焦虑，深宵不寐，这神态看在侍儿的眼中，知道进言的机会到了。
经由王吉的安排，司马相如已搭上内线。他用一笔丰厚的赏赐，买通了侍儿， 但是他对侍儿不曾提起要求文君私奔的话，只不过想通殷勤，会一面而已。
文君心里明白，这决不是会一面，而是长相厮守。本来想把底蕴揭破，想一想 还是像司马相如那样处事慎密为妙，所以她的本意，连贴身侍儿也被瞒住了。
倒是有一层不能不作打算，自己有许多首饰和私房钱，该作何处置？如果随身 携带，不但会引起侍儿们的怀疑，泄漏了机密，而且传出去名声更不好听，说司马 相如贪财图色，他的硕望清誉，会毁于一旦，同时也让铜臭亵读了他和她之间的这 一段情。
文君是个提得起放得下的人，身外之物，看得如浮云一般。她在想，“嫁”后 光阴，自然不可能如娘家这样，予取予求，但也不致荆钗布裙，井臼亲操。司马相 如能“入赀为郎”，则无论如何是个小康之家，生活决不会太苦。
于是她断然决然地作了决定，除了随身衣服，什么也不带，去“会”情郎。然 而，如何去法呢？
自然是走了去，侍儿告诉她，一出卓家大宅，便有人接应。文君听这一说，才 发觉王吉也参与其事。若非王吉帮忙，就不会有此接应的安排。了解到这一点，她 的决心更坚，勇气益增，带着那名侍儿，悄悄地穿越僻静的小径，走出边门，果然 有一辆马车在等待。
彼此不须交谈。等她们主婢上了车，驭者驱车疾驰，直达招待所。
乍相见时，文君自不免娇羞，而司马相如因为口吃，一向寡于言词，所以彼此 只在灯火下凝视，久久无语。
终于是文君先开口：“中夜相从知者‘我’。”
司马相如接吟道：“双兴俱起翻高飞！”
“正要请教这句歌词。”
司马相如看一看她的侍儿，不作任何回答。
文君会意了，吩咐她的侍儿：“你先到外面站一会儿。”
等侍儿离去，司马相如只说了两个字。“你看！”
转眼看时，书囊琴剑，铺盖什物，都已捆载好了、是倚装待发的样子。
她懂得那句歌词了。双双高飞远走。“私奔、私奔”，不奔何待？静下心来略 想一想，事已至此，如箭在弦。她从小任性，做事从无三思的习惯，便低声问道： “到何处？成都？”
“是的。”
“什么时候走？”
“只在此刻，迟则不及脱身了。”
文君这时才发现一个难题，她的那名侍儿，应该如何处置？照规矩说，婢仆是 主人的“财产”，要她如何便如何。但文君却不愿这么做。“请稍待！容我问一问 侍儿的意向。”
“请容我进言。”司马相如很吃力地说：“让她回去吧，只你我二人就道。”
“是！”文君无条件地听从，走了出去很坦率地对她的侍儿说：“我不回家了。”
“怎么？”
“不要问。”文君说：“等我走了，你再回去，要镇静沉着。”
侍儿到这时才如梦方醒。过分的惊愕，使得她竟开不得口。当然，最先想到的 是切身的利害。老主人的脾气，她是知道的，一到天亮，发觉其事，必定震怒，必 定追究，到那时自己是穿针引线的罪魁祸首，一条小命无论如何保不住——像卓王 孙这样的豪富之家，而且僻处边陲，处死一个犯了重大过错的、卖身于主家的奴婢， 几乎是不可能引起什么法律纠纷的。
于是，她坚决地要求仍旧在文君身边，倘或不能如愿，她必死在她面前。
文君当然于心不忍，而且也深知她的为难，因而再跟司马相如去商量。至此地 步，他才透露了若干真相，他的境况很坏，但他自信必有飞黄腾达的一天，能让文 君过称心如意的日子。在他来想，文君既然倾心相许，一定也肯委屈一时，而他亦 终必有报答的时候。至于那侍女，他觉得没有理由让她一起来吃苦，同时也不愿意 让她看到文君在吃苦，所以不愿携她同行。
情热如火的文君，并不因为他自道贫困而改变了心意，反觉得他情深意真，处 事简到，不过性命出入的事，她不能坐视，很委婉地说了那侍儿的苦衷，终于邀得 了司马相如的同意。
唯一的难题已经解决，不能再等待了。他的僮仆已有准备，早喂了马，检查了 车辆，也在轴上加了油，并且备了干粮，打算着一路疾驰，要在天亮卓王孙发觉女 儿失踪以前，到达一个足以保证安全的远距离，才可以不致为卓家所遣派的“追兵” 撵上。
未到天亮，便已有人发觉文君失踪，但必须有一段时间来澄清事实。文君的深 夜离家，别的侍儿是约略知道的，只当她天亮以前，必可回来，自然不必声张。哪 知黎明日出，依旧芳踪杳然，这一下无不惊惶，据实报告了卓王孙，同时也有来自 外面的报告，说司马相如已经离开临邛，深夜疾驰，行色匆遽。
这两个报告合在一起来研究，很容易地产生了文君私奔的结论，可是卓王孙不 能也不愿相信有这样的事实，他一面派人四处寻访，一面亲自去看王吉，探问其事。
王吉早料定了他要来，所以也早想好了应付的态度，他最先是惊诧，见得他对 他们的行动，事先毫无所闻，然后表示，果有其事亦不足为奇，再进一步，索性向 卓王孙称贺，说他得司马相如为婿，足以光耀门第，不但卓家有面子，而且也是临 邛之荣。
卓王孙啼笑皆非，虽不便跟王吉翻脸，但骂女儿是他的权利，“这个不要脸的 东西，把我家三世的面子丢尽了！”他说：“我从此不认这个女儿！教我见着了面， 我一定杀掉她。”
“何必如此动怒？”王吉劝他，“说来说去是自己的骨肉。司马长卿——”
“哼！”卓王孙冷笑抢白，“你的好朋友真够朋友，我奉之为上宾，他竟勾引 我女儿，无耻卑鄙极了。”
“这也不能怪他，可也不能怪令嫒。”
“那末任谁呢？怪你，还是怪我！”卓王孙悻悻然地说：“还是应该怪我，好 端端的，替人做什么面子？我给人面子，别人偏不给我！不但不给，还剥我的面子。 这年头儿，哼！”
这一顿牢骚，话也说得很重了。王吉的涵养极好，丝毫不以为意，从容自若地 答道：“卓公！听我一言如何？”
卓王孙不答。他还在气头上，虽希望听听王吉说些什么，但不愿表示出合作的 态度。
“卓公，你一定听说过‘奇货可居’，奇货之奇，唯慧眼能识。居之于不奇之 时，才算本事。卓公货殖世家，三代经营，富甲天下，怎的连这些道理都不明白？”
“不错，我不明白。”卓王孙气鼓鼓地顶了过去，“倒要请教，这与我那不要 脸的女儿和你那不要脸的朋友，有何关系？”
“怎说没有关系？你知道我刚才所说的奇货何所指？”
“谁知道你何所指？”
“我是指司马长卿。”
“哈哈！”卓王孙大笑，“你这个出于‘阳翟大贾’的典故，拟于不伦，亏你 怎么想来的！”
“卓公莫笑！请容我毕其词！”
于是王吉为司马相如进说词，他指出司马相如的不得意，是因为当今皇帝不好 辞赋的缘故。但是当今太子与他父皇的性格，恰好相反，最喜辞赋，一旦接统大位， 就是司马相如出头之日。－
“卓公，你可知道，致秦富强的商鞅，与长卿一样，都有口吃的毛病，”王吉 又说：“‘言语’一门，他们都比较吃亏，但拙于此者必长于被，商君和长卿都是 满腹经纶，苦于讷讷，所以也都以笔代舌。拚命为文。商君已矣，长卿犹在，为文 为天下雄；乘时而起，安知不为商君之续？有朝一日，肘悬斗大金印，拜倒岳家门 下。卓公，卓公，有婿相国，既富且贵，羡慕煞人！”
卓王孙依然不答。然而这不答是很明显地表示出来，他为王吉说动心了。
“卓公！”王吉抓住机会，逼进一层，道破本意：“居奇正在今日。倘或我换 了你，以有余不尽之财，为长卿作交结宾客之资，将来长卿感恩图报，唯命是听， 岂非一大快事？”
商人把钱看得比较重，也有个毛病，听别人提到钱，往往先就怀疑别人在算计 他，所以想了想问道：一你那朋友的境况如何？”
王吉说了老实话：“境况不好！正赖卓公援手。”
这话说坏了：“哼，原来如此！世上哪有人财两得的便宜事。王公，劝你的朋 友死了那条发妻财的心吧！我一个钱不会分给我那不要脸的女儿。”
说完，告辞而去。回家把王吉的话告诉了家里的人，声明从此与文君断绝父女 关系。文君有一兄一姊，对这个年轻守寡的妹妹，却极友爱。悄悄商量了一番，瞒 着卓王孙，派了个得力的僮仆，到成都去打听司马相如家，到底是何光景？
派人到了成都，很容易地打听到了司马相如的住处。他家住在成都南门外，离 城五里左右的江边，正对南门的一座大石桥，是赴三巴的要道——那就是后来诸葛 亮送费礻韦出使东吴的握别之处，他说了句“东吴万里之行，自此始矣”，因而这 座桥被人称为万里桥。万里桥之西是市桥，市桥之西是笮桥。竹编的索绠叫做笮， 所以笮桥就是一道用竹索所造的吊桥。司马相如的宅子，离笮桥只有百步之遥；
因为受了小主人的嘱咐，需要秘密查访，所以那人不敢公然登门。在笮桥附近 徘徊等待，终于得到一个机会，等着了文君携去的那个侍儿。
两人相见，彼此都是一惊！在她，事出意外，受惊是理所当然；在他，只见她 衣衫破旧，形容憔悴，如何落得这般光景？自不免骇异。
“唉！”她叹口气，“真是再也想不到的事。你看，他家的房子，外面倒还看 得过去，谁知道里面四壁空空，什么也没有！”
“这太可怪了，何至于如此？”
“你不信你进去看！”她说：“我家小姐也问过他，他说为了要去临邛，把东 西都卖光了。想想看，世上有这样子荒唐的穷鬼！”
“小姐呢？”他他问，“小姐怎么说？”
“怎么说？提起来越发气人！小姐还安慰那穷鬼，说他是人中之凤，将来一定 会飞上天，眼前苦一点儿不碍。”
“小姐吃得来苦吗？”
“谁知道呢？反正你也知道她的脾气，事情做错了，永不回头，只往错里头走。 苦，也是她自作自受。只倒楣了我。”
“唉！麻烦。”
“怎么？”她急急问道：“家里闹翻天了吧？老主人气得怎么样了？”
“那还用说吗？老主人气得几天不曾好好吃一顿饭了，多少人劝也不行。”他 说：“大少爷特为派我来，要我悄悄儿来看一看，你也不必跟小姐说起。等我这趟 回去，把情形一说，大少爷总有个办法拿出来的。别的不敢说，送点钱来是靠得住 的。”
“那就全靠你了。说真的，这么苦的日子，连我都过不下去。”
“我知道，我知道。”派去的那人想了想又说：“不过，有句话，我得问一问 你，照你看，小姐会不会一个人回去——我是说，一个人！”
文君的侍儿想了半天答道：“我也真不懂那穷鬼好在哪里？看样子，小姐是死 心塌地跟定他了。‘一个人’不见得肯回临邛。不过，也说不定，等日子真过不下 去的时候，也许会变主意。”
就因为她这句话，卓家的人决计观望一时，希望文君会因为生活的压力而回心 转意，翩然归来。大家愿意仍旧拿从前爱护她的态度来对待她。
果然，没有多久，文君终于回到了临邛。但是，不是“一个人”。
文君一生下来就在绮罗丛中长大的，岂止不知道饮食从何处来，甚至无法想象 世界上有饥寒二字。随司马相如私奔之时，在“爱情”鼓舞之下，富贵穷通，什么 都不放在心上。但是生活到底是现实的，琴曲只可遣愁，不能充饥，文章只可怡情， 不能御寒，加以操作家务，又非素习，觉得苦不堪言。口中不说而心中不乐。
等到听了侍儿的报告，她的心思活动了，盘算了一夜，毅然决然地对她“丈夫” 说：“长卿，我们不必如此自苦！”
司马相如因为口吃的缘故，答话缓慢，久而久之养成一个习惯，就是发音方便 的答语，也不会一下说出来，总要把对方的话先想一想：文君说：“不必如此自苦”， 想来是她有谋生之道。这，除却向她娘家去求援，还有什么路子呢？因为无法确定， 所以他持着保留的态度，只答了一个字：“哦！”
“我与你一起回临邛。”文君知道她兄姐对她的感情，极有把握地说：“我大 哥一定会借钱给我——说一句不怕你生气的话，他借一笔钱给我，抵得上你一生的 官俸。”
司马相如不反对她这样做，不但不反对，而且可以说是希望如此，不过表面上 他却装作尊重她的意见，慢吞吞地答道：“我不依你也不行，随你办吧。一
好在司马相如家里虽空无所有，充场面的车马却还保留着，于是，召集旧日僮 仆，依然浩浩荡荡地到了临邛。
一到，卓王孙就得到消息了。私奔出走的女儿，居然敢带着情夫，公然回到临 邛，唯恐大家不知道卓家的丑闻，肆无忌惮到这个地步，卓王孙气极了，严厉告诫 他家所有的人，不准与文君有所往来，否则与文君一例处置，撵出门去，从此不认。
父亲盛怒之下，他的儿女都不敢违命。这一下，文君弄得告贷无门了。
一半是负气，一半是现实的生活所遏，文君要报复家人对她的无情，决定不顾 一切，只拣容易赚钱的生意做。
做大生意没有资本，只好做小生意。最容易赚钱的小生意是卖酒。临邛多富翁， 工人的生活也比别处来得优越，辛苦一天，杯酒自劳，多花几个钱不在乎，因此， 在临邛开酒店，专作零酤是好生意。
司马相如心想，事情到了这样的程度，反正面子已经丢了，倒不如破釜沉舟， 索性逼卓家一逼！所以他不但赞成文君的计划，而且提出要求，要文君亲自“当垆”， 做个“活招牌”。文君意存报复，自是一诺无辞。
于是，遣散僮仆，卖掉车马，买进一家现成的酒店，略略装修一番，择吉开张。 不到三天工夫，轰动了整个临邛，不是他家的酒好，只因为文君“当垆”，貌艳如 花，且是第一豪富卓王孙的女儿——她家矿上的工人，平时连仰望颜色都不能够， 这时只要花几个铜钱，便可以享受文君亲手的招待，天下哪还有这样划算的事？
这就是千古艳传的“文君当垆”。垆不是炉，如以为文君为顾客温酒，那就错 了。这个垆是卖酒的一个柜台，或作卢，亦作炉。《汉书》颜师古注：“卖酒之处， 累土为卢，以居酒瓮，四边隆起，其一面高，形如锻卢，故名卢耳。而俗之学者， 皆谓当卢为对温酒火卢，失其义矣。”按：“其一面高”，想是以砖土砌成隔板的 形状，用来放置酒碗。而“四边隆起”则中间凹下，用来放置酒瓮，否则卢上置瓮， 高与人齐，不便舀取。也可能中间回下之处，嵌一陶盆，把酒倒在里面，盖便零沽。 大陆上的酱园，把油倒入铜盆，而铜盆嵌入特制的柜台中，两者可相互参证。
至于司马相如，倒真是提得起，放得下！为了表示与文君同甘共苦，也为了表 示“敬业”，他不肯利用文君这块活招牌在家里“吃拖鞋饭”，一样也下手操作。 穿一条“犊鼻裤”——实际上只是用一方布，围住下身，长只及膝，为当时最简陋 的一种工作服，与所有的伙计，一起当街刷洗酒碗、酒瓮。这一来，他本身也形成 了一块活招牌。
美人名士，操此“末业”，这是多大的一条社会新闻！酒店开在闹市，本已是 众目昭彰，加以有慕名来特地一识庐山真面目的，越发挤得不可开交。文君是放诞 风流的性格，司马相如也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所以一个盈盈含笑，亲切待客；一 个默默埋头，行所无事，这就更加引起了大家的惊异不解，平添了无数谈笑议论的 资料。
司马相如和文君这个举动，把卓王孙可整惨了。三世居积，到他手里，他家的 身分和生活型态，早就改变了。卓王孙有着浓厚的纨袴夸的性格，爱面子，好虚荣， 如今一个私奔的女儿，不但回到了临邛，而且抛头露面作卖酒的生涯，不但路人可 以评头品足，说不定还有那些醉汉，动手动脚，恣意调笑。想到这些上面，卓王孙 痛心疾首，为了怕人讥笑，甚至闭门不出。
于是他的儿女和族人又来劝他了，劝他分一笔钱给文君，他们有了谋生之资， 自然就不会再干这出乖露丑的勾当。卓王孙的脾气很犟，越是这样，他越固执，他 认为司马相如和文君用这样的方法来要挟他，太卑鄙、太可恶，他决不屈服。
如果他真的不屈服，就应当大大方方地照样出门，来表示他的不在乎。果真如 此，司马相如和文君，倒也无计可施，无奈卓王孙办不到。
僵持的结果，谁都可以看得出来，屈服的一定属于卓王孙。等他有了动摇的迹 象，便有人这样进言：“你的财产数不清，但是你只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这就是 说，你所不足的不是钱，而是儿女。女儿再不成材，总是自己的骨血，与身外之物 的钱财不同。事已如此，文君已经失身，除非你能杀掉她，否则你就不能袖手不问。 这件事，起初错的是文君，现在错的是你了！”
“如何是我的错？”
“岂不闻两国相争，围困城池亦只围三面，一面网开，为人留下一条逃生之路。 敌国尚且如此，何况至亲骨肉？别人要活命，要吃饭，不想个谋生之道怎么行？”
卓王孙心不以为然，只是驳不倒他，就只好回头再来想一想，觉得他的话似乎 也有些道理，但面子上一时不得转圆，唯有默然。
“再说，司马相如不过倦游而已，倒底不是无用之人——果真无用，文君又怎 么会死心塌地跟着他？司马相如是个人才！又是县令王公的朋友，何苦不卖个交情？ 听大家的劝吧，财去身安乐。不为别人，你也得为你自己解除烦恼着想。”
“唉！”卓王孙长叹一声，顿一顿足说：“好，我依你们，只当未曾生过这个 女儿。”于是卓王孙分了一笔财产给文君，一百万钱，一百僮仆，以及文君个人的 服饰、私房。一百万钱相当于一百斤黄金，简称为“百金”。文帝曾经想造一个露 台，找了工匠来估价，需要百金，他说：“百金，中民十家之产”，不忍糜费。因 而作罢。由此可知，当时的小康之家，财产不过十金。拥赀百金，自然是富翁了。 何况还有僮仆？
卓王孙的僮仆有八百人，文君分到的是八分之一。一个小家庭，无论如何用不 着一百名仆役——这僮仆是主人的财产、他们会替主人做生意、种田、或者具有任 何一种可以为主人挣钱的技艺。文君所分到的一百僮仆，大概都是种田的。
当然，卓王孙在赠产时，有个交换条件，司马相如和文君必须离开临邛。他们 夫妇回到成都，买回买地，成为富翁。笮桥的房子修得焕然一新，造了一座“琴台”、 夫妇俩过了好几年富裕而风雅的生活。
这时景帝已经驾崩于未央官，在位十六年，得年四十八岁。太子刘彻即位，就 是国史上有名的汉武帝。
景帝有十三个儿子，武帝行九，生于景帝即位那一年。四岁时被封为胶东王， 七岁时，他的大哥，原来已立为太子的刘荣被废，改封为临江王。胶东王的生母王 夫人与馆陶长公主感情极好，而景帝很听他姊姊的话，就由于馆陶长公主的进言， 胶东王被立为太子，他即位时才十六岁。
武帝的性格与他祖、父都不同，他是个早熟的英雄。本身的雄心壮志，配合汉 兴以来六十多年休养生息，家给户足，国力充沛的太平之世，自然想有一番大大的 作为。所以即位之初，就下诏选拔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亲自临轩策问，讲求 治乱之道，有名的董仲舒的“天人之策”，据说就是武帝建元元年所上。
在政治上的雄心壮志以外，武帝对于文学的欣赏力也很高。有一次巡幸离宫， 读到司马相如在大梁所做的《子虚赋》，击节赞赏。他不知道司马相如是何许人， 只以为这篇《子虚赋》是古人的作品，所以喟然而叹：“可惜！我生不与此人同时”。 意思是说，如果生当同时，他一定要跟此人见一面。
当时武帝身边有个侍从，专门替他管理猎狗，职称就叫“狗监”，名叫杨得意， 是成都人。听见天子的感叹，便即回奏：“臣有个小同乡叫司马相如，他告诉臣说， 在梁孝王门下时，作过一篇赋，就是陛下刚才所念的《子虚赋》。”
“噢！”武帝喜出望外，“此人在哪里？”
“在成都。”
“有这样的文采，为何不出仕？”
“司马相如曾为先帝的郎官，因为先帝不好辞赋，所以辞官游梁。梁孝王薨逝， 门客里散，司马相如也倦游回乡了”
“那末，”武帝又问，“此人目前作何生理？”
“在乡闲居。”
“这样的人，如何可以投闲置散？”
于是武帝就派杨得意为使者，持“节”宣召司马相如来京。“君命召，不俟驾 而行”，司马相如把文君留在成都，单身随着杨得意，乘了公家所供给的驿车，自 金牛道北出剑阁。经汉中，到长安。
一到就召见，武帝问他：“这篇《子虚赋》是你做的吗？”
“是。”司马相如期期文艾地答道：“不过，此是描写诸侯国境内的一切，不 足以供御览，臣请另为天子游猎之赋。”
难得他肯为自己献赋，武帝自然欣慰。便叫人供给他“笔札”——“札”是极 薄的小木片，在蔡伦没有发明纸以前，札是最高级的文具。而一篇赋，铺张词藻， 耗费的笔札不少，非一般人的能力所能负担，所以武帝特加赏赐。
领旨出宫，司马相如托杨得意找了个有园林花木的地方，作为寄寓，杜门不出， 精心构思。有时一睡一天，有时彻夜捉笔，生活起居，完全失了常态。这样经过三 个月之久，他的赋终于写成了。
这篇赋仍旧叫《子虚赋》，题目虽旧，内容全新。他把所描写的范围扩大了。 赋中假设三个人，一个叫“子虚”，一个叫“乌有先生”，一个叫“亡是公”。这 是寓言，表示根本没有这三个人。“子虚”的身分是楚国的使者，受命使齐，齐王 请他去打猎。猎罢，子虚去访乌有先生，由这一天的出猎，谈到楚国的山川物产， 子虚便大大地夸张了一番。乌有先生不悦，加以反驳，同时盛称齐国的强大。
于是在座的亡是公笑道：“楚则失矣，而齐亦未为得也。”接着便铺叙“天子 之上林”的“巨丽”，归结到“若夫终日驰骋，劳神苦形，罢车马之用，抗士卒之 精，费府库之财，而无德厚之恩。务在独乐，不能众庶，忘国家之政，贪雉兔之获， 则仁者不由”的规谏。其中文字如金碧楼台，眩人耳目。武帝大为欣赏，复他的官 职，仍旧作“郎”，为文学侍从之臣。文君当然也被接到了京城去当官太太。
司马相如奉召入京，约在武帝即位之初。到了建元六年，太皇太后驾崩，国势 开始发生极大的变化。这一年，也就是公元前一百三十五年，是历史上极其重要的 一年，值得大书一笔。
雄才大略的武帝，初承大统之时，重订国策。内则尊儒，外则开边，要从文治、 武功两方面，立下汉家万世不拔之基。但他的祖母窦太后，生于忧患，长于安乐， 坚守文帝务本宽厚，与民休息的大政方针，认为她的孙子不安分，无事生事，大为 不满，加以御史大夫赵绾，“罔识忌讳”，建议武帝不必奏事太皇太后，这是公然 反对妇人干政，窦太后大怒，将赵绾及主张尊儒的郎中令王臧下狱，逼令自杀。武 帝很孝顺他的祖母，看见老太后大发脾气，只好把他的那番雄心壮志暂且收一收， 一意培植人才，徐图复举。
到了建元六年五月，窦太后一死，武帝无所顾忌。一面令郡国举“孝廉”进用 贤能，董仲舒、公孙弘等人复出；一面命骁骑将军李广屯云中，车骑将军程不识屯 雁门，准备对付匈奴。同时，经营西南以及南方的沿海地区。于是，司马相如得到 了一个为国家开疆拓土的机会。
当时的西南为夷人所居，种族甚多，各成部落，统称为“西南夷”，其中以 “夜郎”为最大，地当今贵州省的北部。南方三个臣属于汉的附庸小国，则原为汉 族的移民。广东广西称为“南粤”，或作“南越”，其王姓赵，是河北真定人。福 建称为“闽粤”，或作“闽越”，与浙江温州的“东瓯”，这两个王都是越王勾践 之后。武帝建元五年，闽越攻南越，南越王上书求援，武帝派王恢和韩安国，自江 西及浙江分途领兵夹击闽越。未至其地，闽越发生内乱，杀其王请降，大军不战而 胜。
于是王恢派鄱阳县令唐通到广州，去宣抚南越。天朝上使莅临，南越竭诚招待， 盛宴之中，有样难得的异味，名为“枸酱”。唐通只听说过，“枸酱”出在成都， 何以能在数千里以外的广州发现？深为不解，因而提出疑问。
南越的人告诉他，“枸酱”是从广州西北的洋河江运来的。洋河江何以能通四 川，中间经过哪些地方？这些问题，不但后通无法了解，就是南越的人，同样也是 不得而知。
等回到长安复命以后，唐通立即着手研究洋河江的问题。因为他从军事地理上 着眼，已发觉这是制服南越的一条捷径，也是南越自己都还不知道的一个致命的弱 点。
但是长安虽为首善之区，人才答苹，等一问到西南及南方的地理，却都瞠目不 知所对。最后，请教由巴蜀来的商人，才算得到了满意的答复。
首先，唐通证实了他在广州所吃到的拘酱，确实是成都的出产。构亦作“枸”， 据李时珍的《本草》解释，“枸子可以调食，故谓之酱，乃荜茇之类。”《大汉和 辞典》，说它是胡椒科的灌木，产于安南巴蜀等地。
此外还有好些解释，大致可以推知，是一种芳香的调味品，但无法确知其到底 是现代的什么食物？川菜重麻辣，《大汉和辞典》说它属于椒科，则可能是花椒， 但花椒无调成酱的道理。酱状物的调味品，而为广东莱所必备的是芥末酱，可是， 芥子为芥菜子，非成都所独具。
“枸酱”之为物待考，而此物如何传到广州。却是可以考证的。据当时蜀中商 人向唐通所陈述，“枸酱”是先“走私”到夜郎，然后由夜郎经洋河江到广州；洋 河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这句话越发打动了唐通，因为江面广阔，可行大船， 就可以运输大量的军队，直达广州。这也就是说，倘或能取得夜郎的合作，让汉朝 在这个侯国之内，建立一个“军事基地”，则由蜀中发兵到夜郎，沿洋河江以顺流 而下，兵临广州城，对南越实施奇袭，必可一战成功。
于是，经过一番调查研究之后，他上书武帝，说他在广州，看到南越王的起居 服饰，与天子相仿。南越国土，东西万里，名义上是汉朝的附属，实际上等于一个 独立王国。这第一段的意思是表明，必须征服南越，否则将为汉之患。
接下来分析，征服南越的途径，从湖南、江西人广州，水路有宽有狭，港湾分 歧，不但运兵不便，而且容易中伏。陆路则小道崎岖，军粮的运输先成问题。况且 由江西、湖南到广州，是人人皆知的两条路。大军所经，行动无法保持机密，南越 可以从容防御。一方面劳师远征，一方面以逸待劳，胜负之判，不待智者而卜。
然后谈到夜郎，说有精兵十万——这自然是夸张的说法。如果能利用夜郎的兵 力，沿江直下，出其不意，是为制服南越的奇计。他的初步计划，是要说服夜郎归 化，“设郡置吏”，先经营一个前进基地，作远征的准备。他认为以汉朝之强，夜 郎不敢不听命；而以巴蜀之富，设郡置吏以后，夜郎可以分享巴蜀经济上的利益， 也足以打动他的心。所以，这个使命是很容易达成的。
武帝对唐通的建议，颇为欣赏，拜他为“中郎将”，秩比二千石。这是除了丞 相以外，最高的俸禄。唐通接事以后，着手筹划夜郎之行。所带的士兵有一千名， 却配备了一万多的夫子，因为深入不毛，一切军需品，还有赠送夜郎及其他小国的 礼物，主要的纺织品，都要从内地带去，并且车辆无法通行，唯有肩挑背负，自然 要用到这么多夫子了。
夜郎地方甚大，它的疆土包括现在贵州的西部，广西的西北部，云南的东北部， 四川的南部，这一大片地方。其时的国主名叫多同，他的城堡在贵州桐梓县以东二 十里，所以唐通取道巴郡的符县，即今川南合江县。县南有一道关，就叫符关，为 人黔的要隘。唐通出符关，折往东北，会见了夜郎候多同，先送一份丰厚的礼物， 然后展开交涉，达成了两点协议：一是夜郎割让其西北部未经开发的土地，成为汉 朝的一郡。二是让多同的儿子，当这新设一郡的地方官。
这一个地区，还有许多小国，也要唐通—一去交涉。他们的看法是，汉朝要来 置郡设吏，根本就是妄想，因为重峦叠嶂，无路可通。答应了他的要求，等于不费 之惠，而眼前先可获得汉家使节所赠送的大批绸布，则又何乐而不为？
因此，唐通的这一次任务，可以说是圆满达成。但是他的目的不在置郡，是在 能够利用洋河江，而洋河江要能为汉所用，还需要经历一段极艰苦的过程。
那末洋河江在哪里呢？这个名字说起来很陌生，但如说盘江，则在西南住过的 人，无不知道。洋河江就是盘江。《读史方舆纪要》说：“盘江在贵州境者，为北 盘江，出四川乌撒府西北五十里。”乌撒府是明朝的名称，清朝改名威宁州，属大 定府，并改隶贵州。盘江发源威宁，流经云南宣威，北流入黔，称为北盘江，经水 城县折向东南，再经册享县到广西凌云县雅亭墟，与南盘江相汇合以后，名称又不 同了。
南盘江源出云南沾益，曲曲折折，流经滇、黔两省，在广西与北盘江汇合，称 为红水江。到了桂平，又与郁江汇合，称为浔江，东流到藤县，称为藤江。经苍梧 人广东省境，成为西江。成都的拘酱，就是经过如此的周折，才到广州的。
于此可知，唐通要想利用洋河江运兵，先要能开一条路到达洋河江。他的这第 二步计划，也得到武帝有力的支持。于是由长安重回蜀中，将得自夜郎的土地，再 割出蜀郡南面的一部，合并设置新郡，称为“犍为”郡，下辖十二县，即今最富庶 的川南一带。
键为郡的十二县中，有一县名囗道，就是现在川南的宜宾县。唐通在这里组织 了一个“军事工程处”，由此往南开路，大举征发汉中、巴、蜀、广汉四郡的民工。 这一带在当时是未经开发的处女地，一切生活上的必需品，都要从那已开发的四郡 运来，辗转千里，徒步运输。而运输的人又要自备粮食，走到吃完，双手空空，所 以深入荒山处于最前列的民工，经常在挨饿之中。这个运输上的死结，人山愈深， 问题愈产重。加以事先未经测量，地形亦不明了，工程方面，随时发生技术上的严 重障碍。此外还有天然的灾害，第一是瘴气，第二是雨季的豪雨，第三是毒蛇猛兽。 在缺乏医药设备及医护人员照料的情况下，饿死病死的，不计其数。这还不算，夜 郎及其他西南夷又有反意，发兵相攻，越发成了雪上加霜之势。
可是，唐通求功心切，军法在手，一味蛮干，囗道的一个县令，被认为办事不 力，为他下令处死。那个县令大概觉得这种日子，生不如死，倒也不喊冤枉，只是 听人说起成都的繁华富庶，相形之下，有如仙境，向往不已，所以临死的时候，提 出要求，说只要让我到成都去见识一番，死就死，一无遗憾。唐通实现了他的愿望， 派人把他送到成都去处决。
光是杀了一个县令，无济于事。数年之间，死亡枕藉而依然无功，巴蜀数郡的 老百姓，这时可忍不住了，到长安去告了他一状。
武帝当然很生气，不过后通的计划是经过他批准的，而且开边是他既定的方针， 所不满的只是唐通执行的不善。为了平息民愤，取得巴蜀地方上的支持，他必须对 唐通有所谴责，作为对巴蜀人民的抚慰。
于是他开始物色使者。照文帝以来的传统，类此宣达王命的任务，多派郎官担 任。环顾侍从之臣，顺理成章地选中了司马相如，因为他是成都人，并且有个豪富 的岳父，在地方上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司马相如充分了解武帝的意旨，仍旧是支持唐通的，只是唐通的以军法从事， 未免鲁莽，这决不可作为天子的意思。所以一到蜀中，首先为武帝解释，巩固了领 导中心，才有强力推行国策的可能。地方父老对中央还是服从的，加以司马相如的 乡谊，所以表示了很合作的态度。
除成都及囗道附近以外，远处不便亲自宣慰。司马相如便做了一篇“告巴蜀檄”， 申明人臣之道，以及天子存抚天下的至意。要求地方上职司教育的“三老”，开导 子弟。这篇檄文，与汪洋瑰丽的赋来比较，笔调不同，但义正词严，确是经世之作。
司马相如此行，在武帝来看，十分可嘉。不但巴蜀民愤平息，而且进一步又征 发了许多人，在唐通指挥之下，继续未竟的工程。至于司马相如本人，在跟唐通深 谈，并经过多方考察以后，也激发了雄心壮志，愿步唐通的后尘，为国家开疆拓土。
唐通所到的夜郎国，位处巴蜀之南，称为“南夷”，此外还有巴蜀之西的“西 夷”，也就是临邛西北、西南的所谓“椎髻之民”，如“邛”、“笮”、“冉囗” 等等部落，他们与夜郎不同，夜郎由于交通隔绝，与巴蜀的汉人很少往来，而西夷 与临邛等地，一向保持着贸易关系。当司马相如回蜀时，他们羡慕南夷’，得到汉 家许多赏赐，曾表示出愿意归化的意向，司马相如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题目，所以 在报告抚慰经过的时候，附带也提到了这一件事。
于是武帝要他陈述意见。他说：那些西夷离蜀郡很近，交通方便，秦朝曾立为 郡县。现在真的要文郡置吏，决不会像收服南夷那样麻烦。
费力少而收功大，武帝自然赞成。便也拜司马相如为“中郎将，建节”。所谓 “建节”，就是担任天子的特使。“节所以为信也”，一根八尺长的竹竿，挂一串 牦牛尾巴毛，就是“节”，对外国来说，这就等于“特命全权大使”的“国书”。
司马相如是正使，还有三个副使，名叫王然于、壶充国、吕越人。壶充国后来 当过武帝的“外交部长”——大鸿胪卿。
持节的特使，对国内来说，正就是后世的所谓“钦差大臣”，威风非凡，在旅 途中，交通食宿，无不优先。到了蜀郡，因为是他奉使而来的目的地，迎接的礼节， 更见隆重。
司马相如坐的是四匹马拉的驿车，将到成都，蜀郡太守率领僚属父老，出城迎 接。县令“负弩矢前驱”，这就是亲自替他担任警卫清道的工作。不但为了表示尊 敬，而且也确认他是一位重要人物，如果有人站在高处，可能会行刺时，就可以先 发制人，一箭将他射死。
自秦代开郡以来，成都还是第一次有这样一位显要莅临，而此显要又是本地人， 足为乡邦增光，所以从进入汉中开始，蜀人就把司马相如的衣锦还乡，当作一件大 新闻，艳羡以外，觉得与有荣焉。欢迎的热忱，前所未见。
就这样一直到了临邛。临邛的县令自然早就不是王吉了，但他这一次重来，比 第一次作王吉的上宾时，还要荣耀。而最兴奋的是卓王孙，他会同地方上的绅士， 列队迎接，献上牛酒，慰劳他的从人。自然，还要大张筵宴，来欢迎他和他的副使。
回首前尘，卓王孙想到司马相如，当年穿了一条“犊鼻裤”，亲自洗涤酒器的 情形，自不胜今昔之感。再想想当年为他难为情，甚至不敢出门，而此刻是“钦差 大臣”的老丈，顾盼得意之余，不免愧悔，喟然而叹：“唉！应该早把文君嫁给他 的。”于今补过之道，只有拿文君另眼看待，因而重新分家，文君所得的财产，与 她哥哥的所得，完全相同。
这是司马相如的意外收获。但是，在公事上，却有问题。蜀中父老以司马相如 为荣，只是因为他被拜为“中郎将，建节”，等到他召集会议，说明使命，大家的 反应却很冷淡，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这一下又要地方上贡献物力和人力了。
为了诏谕难回，再经过卓王孙的斡旋，司马相如总算取得了地方上的支持。他 的使命是以慰抚为原则，办的是“送礼外交”。西夷本来就贪图汉家的赏赐，自然 乐于内附，所以司马相如此行，相当顺利。但深入蛮荒，无论如何不是一件轻松的 事。
所谓“西夷”，至少有二十多个部落。云南以北，“邛都”最大，那地方在今 西康西昌的东南。邛都人依山而居，累石为屋，有高至十余丈的，汉人称它为“邛 笼”，而他们自己称为“雕”。碉堡的调，就是由这个“雕”字演变来的。
第二个大部落称为“筰都”。司马相如成都附近的笮桥之笮，与此筰相通，都 作竹索的解释。那里的夷人，用竹索作吊桥，攀缘而渡，十分不便，司马相如替他 们造了一座桥，从此“邛、筰”联在一起了。
再有一个比较大的部落“冉囗’，就是当初卓王孙的祖父，由汉中到剑阁，说 有大芋头，不愁饿死的那个地方，在江山之下，即今四川茂县地。冉囗的种族特别 复杂，据《汉书》记载，汉山上有六夷、七羌、九蛮，各有部落。这样一个由三种 种族，二十二个政治单位所组成的部落，居然也为“口吃”的司马相如所说服，亦 非易事。
于是邛峡以东，大渡河以西，北起汉山，南迄云南边境，这一片约三万五千平 方公里的长方形土地，从此归入汉家的势力范围。西夷各部落，正式成为汉朝的属 国，司马相如重新调整县区，整理交通，并奏准设一个“属国都尉”的职官，加以 管理。
令人丧气的是，武帝虽赞赏他的功劳，但朝中颇有些大臣，与巴蜀的士绅，持 着同样的观点，认为通西南夷这件事，是无益的浪费。司马相如怕引起争论，在皇 帝召集“廷议”时，自己因为口吃的缘故，辩不过别人，所以又做了一篇文章，作 先发制人的解释。
这篇文章是假设他经营西夷，告一段落，回到成都时，有二十七个地方父老士 绅去看他，提出质询，他又如何解释必须要通西夷的道理。这篇文章中有好些警句， 说：“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常人 对非常之人，非常之事，自然莫测高深，因为莫测高深，不免戒惧不安，所以他接 下来说：“非常者，固常之所异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惧焉。”接着引用《诗 经》中“普天之下，莫非王士。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话，大事发挥天下必须统 一，教化必须普及的理论，以为他的开山架桥，扩大边关来促进与西夷的交通，是 “创道德之途，垂仁义之统”。结论中又有警句：“夫王事，固未有不始于优勤而 终于佚乐者也”，指出有耕耘必有收获，于是来质询的父老士绅为他说服，欣然表 示，不论老百姓如何艰困，一定支持朝廷的决策。这样的文章，武帝自然欣赏，他 下令把这个文件颁行巴蜀，让大家了解天子的苦心。
有此一番经过，司马相如原以为可以安然无事。哪知又有人密告他贪污，说他 出使西夷时，受了对方的贿赂。这自然是诬告。西夷愿意内附，原在贪图赏赐，哪 有财物行贿？而司马相如又唯恐西夷不内附，有求于人，只当行贿，不宜受贿。况 且他正从岳家分得一大笔财产，何必又受西夷之贿？凡此皆是情理上说不通的事。
可能仍旧是吃了他口吃的亏，对此事竟无法辩白，也可能他因为立功万里而横 遭打击，心灰意懒，不作辩白。总之，在这件案子上，他得到免职的处分。
闲住了一年多，武帝又想起了他，复召为郎——那是他第三次做这个官，但看 破仕途，官兴已大不如前。同时也因为生了消渴疾——糖尿病，不耐劳苦，常请病 假。好在文君有钱，生活优裕，不妨在家饮酒作文，享他的清福。偶而武帝巡幸离 宫别苑，也召他侍从。一次在陕西囗囗县东南的长杨宫，因为武帝喜欢亲自猎射熊 与野猪之类的野兽，容易发生意外，特地作赋谏劝。他的几篇有名的赋，几乎都为 武帝而作，其中有一篇例外，那就是《长门赋》。
汉武帝的第一个皇后，是他的表姊妹，馆陶长公主的女儿。馆陶长公主尚堂邑 侯陈午，生女小名“阿娇”。当武帝已被封为胶东王，大约五、六岁时，馆陶长公 主携女入宫，探望胶东王的生母王夫人，把她的那个早慧的内侄抱在膝上，戏谑地 问他将来愿意娶什么人作妻子。指这个。他不要，指那个、他不要，最后指着她的 女儿问：“阿娇好否？”
胶东王笑着道：“好”，说是“若得阿娇作妇，当作金屋以贮”。这就是大家 耳熟能详的“金屋藏娇”的典故。但这一番戏谑，竟致改变了历史，因为弄假成真， 馆陶长公主真个向景帝提议，中表联姻。景帝最听他姊姊的话，欣然同意，立阿娇 为胶东王的妃子。
于是一个希望儿子做皇帝，一个希望女儿做皇后，王夫人和馆陶长公主在共同 的利益之下，携手合作，展开了排挤太子及其生母栗姬的密谋。偏偏栗姬善妒，这 个弱点被馆陶长公主用各种方式来强调，加以还有窦太后的左右，景帝终于在即位 后的第七年，把太子刘荣废为临江王，栗姬忧愤而死。
度太子刘荣是老大，景帝再立太子，越次以第九子，七岁的胶东王正储位。九 年后即位，是为武帝，立太子妃陈阿娇为皇后。这时的馆陶“长公主”，也就应该 称为“大长公主”了。
陈皇后的母教不大好，家世贵盛，六、七岁时就成了未来的皇后，从小养成娇 纵的脾气，加以她母亲一向喜欢揽权生事，目空一切，陈皇后耳濡目染，处处霸道。 再有一个想法，认为武帝的得位，别有渊源，越发有恃功而骄，种种令人难堪的语 言神态，使得武帝大为不满。在他心目中的陈皇后，已不是十年前愿以“金屋贮之” 的阿娇了。
光是一个陈皇后，已经对付不了，更有她母亲推波助澜，以姑母兼岳母的身分， 提出种种唯有皇帝才能赋予的权利要求。武帝积不能堪，恶感愈甚。
如果陈皇后有个儿子，则以嫡长子的身分，当然被立为太子。那时不但母以子 贵，皇后的地位可保无虞，而且由于骨肉的连系，亦可望重承恩宠。为了这皇嗣的 问题，关系重大，大长公主遍求天下名医，花了无数金钱，觅来许多种宜男的药， 让陈皇后服用，结果如泥牛入海，影响全无。医不灵则求巫，哪知这一下为陈皇后 招来了一场大祸。
找是找的一个女巫，名叫“楚服”。听这名字，就知道她的籍贯，是如今湖南 湖北一带，这个区域原为楚国的疆土，在当时被认为是相当神秘的地方，尤以湘西 为甚，巫蛊之风，自古已然。到清朝嘉庆年间，还有“河伯娶妇”之类的不人道的 情事发生，而所谓“祝由科”，亦至今有人津津乐道。由此可见，在那时找个女巫 来为皇后祈祷皇嗣，原是件不足为奇的事。何况武帝本人也跟他祖父一样，素来迷 信方士。然则，陈皇后求巫，何以又会贾祸呢？问题出在这个女巫的性别上面。
《汉书·外戚传》说：“陈皇后挟妇人媚道”。此当是楚服所教。《汉武内传》 等书有比较详细的记载，说陈皇后宫中，每到深夜有神秘的祭祀，服药祝祷。而楚 服易钗而弁，与陈皇后同入帷帐，行迹异常诡秘。可想而知的，这就是教导“媚道” 的时候。
从种种迹象来看，楚服是个男性特征多于女性特征的“阴阳人”。《汉书·五 行志》称此为“人疒阿’，视作不祥之物，而居然亲身示范授皇后以“妇人媚道”， 这还当了得，久而久之，自然会有人去告密。
于是在元光五年，也就是唐通开南夷道的那时候，武帝下令彻查，楚服“枭首 于市”，株连而死的有三百多人。罪名是“为皇后巫蛊、祠祭、祝诅、大逆无道。”
陈皇后就此被废，武帝所赐的“策”，简单明了。“皇后失序，惑于巫祝，不 可以承天命。其上玺绶，罢退居长门宫。”长门官在长安城内，是个独立的离宫， 规模不大，不妨说它是个冷宫。
打入冷宫的陈皇后，心犹不死。大长公主当然也要替；她设法挽回。当时武帝 左右可以为陈皇后进言的，只有极少数的几个人，东方朔滑稽之雄，如果是因为其 他的缘故，一时得罪，只要东方朔幽默一番，武帝的震怒，可以一笑而解。但皇后 失宠，则必动之以情，那就非司马相如的那枝笔不可了。
于是大长公主以黄金百斤为润笔，请司马相如写一篇可以感动武帝的文章，那 就是他流传于后世的六篇赋中的《长门赋》。与描写神仙的《大人赋》一样，在技 巧上仿楚辞的形式。至于写上武帝，“嘉览”之余的效果，多说武帝大为感动，复 见亲率，以后又冷淡了下去，如昭明文选《长门赋序》所说：“相如为文以悟主上， 复得亲幸”。而《汉书》补注，以为“‘复得亲幸’者，著述之体，皆著其效验， 《说苑》、《国策》皆然，”这话说得不错。陈皇后“复得亲幸”，并无正面的证 据。但未回君心的反面证据却有两个。第一，陈皇后果然复得亲率，则必移宫。即 令仍为废后的身分，不能复居正宫，可是以未央、甘泉等宫，千门万户，亦必有一 处比长门宫好些的宫苑来安置她。其次，如果武帝曾临幸长门官慰问陈皇后，则正 史不载，稗史亦当有记，可是翻遍详记长安、咸阳宫阙的《三辅黄图》，找不出此 事的影子。
司马相如晚年住在长安以西的茂陵。在此以前，他被拜为“孝文国令”。文帝 葬霸陵，在今西安东面卅里，地临霸水，原称霸上，文帝挑选此处作为他将来的埋 骨之地，改名为霸陵。景帝时称文帝的陵寝为“孝文园”，置“令”管理。武帝派 司马相如去当这个官，是因为这个守令，没有多少民政要管，借此地让他养病。
不久，司马相如辞官移住茂陵。此地本为槐里县的茂乡，武帝很早就看中了它 的风水，把它从槐里县划出来，特置一邑，改名茂陵，迁了许多富户住在那里。地 当今陕西兴平以东，咸阳以西，离长安八十里。
茂陵是武帝所辟的一个“新社区”，住民有二十七万人之多，长安县也不过二 十八万人，两相比照，不能不惊诧于此“新社区”发展的迅速。但稍作深入地研究， 便知不足为怪。当时的移民政策，并不考虑人民的意愿，指定移到茂陵的，都是富 户，以雄厚的经济力量投入此新社区，一切建设，得心应手，而又不必受政治都会 所必然的种种体制上的约束。所以茂陵这个新社区，是个富庶、整洁、宁静而舒服 的地方，为寓公的乐园，这就是司马相如要卜居于此的道理。
那时，司马相如已五十开外，文君则正在盛年，但“不安于室”的不是盛年的 妻子，而是暮年的丈夫。在茂陵，司马相如看中了一个妙年女子，想娶来作妾。这 在当时的道德规范来说，是件无足奇亦无可非议的事，如果有什么人的妻子，为此 提出反对，必蒙妒妇之名，但文君与司马相如的关系不同，即使在那个时代，司马 相如的企图也应该被视为负心。旁人的观感如此，文君的哀伤愤懑，可想而知。
司马相如以琴曲得妻，文君亦以琴曲挽救了她的婚姻。相传文君为此作了一篇 《白头吟》，设酒抱琴，与夫决绝；酒入愁肠，鼓琴而歌，唱的是：
皑如山上雪，皎若云中月，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今日斗酒会，明日沟水 头。蹀躞御沟上，沟水东西流。凄凄复凄凄，嫁娶不须啼！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 离。竹竿何袅袅，鱼尾何(上竹下部)(上竹下部)？男儿重意气，何用钱刀为？
据说这篇诗感动了司马相如，顾念旧情，打消了纳妾的念头。此后老病侵寻， 但不废为文，一篇赋成，立即有人要了去传抄，结果连原稿都散失了。他死后，武 帝派人向文君去搜求遗稿，还留下一篇赋，是专门献给武帝的，其时为元狩五年。
汉武帝始建年号，六年一改元。因获白麟而称为“元狩”。接着又于汾水得宝 鼎，因而以“元鼎”为年号。元狩、元鼎年间，为中国国力空前强大的时期，但经 济的发展，与文治武功并不相称，除了开边殖民以外，营造宫室，整治黄河，把文、 景二帝的蓄积，用之如泥沙。于是不仅国库的收支，出现了严重的不平衡，整个社 会的经济情况，也落入令人可忧的境地，富者愈富而贫者愈贫，仅在关东地区，贫 民便有七十二万人之多，而此犹是地方官的奏报，实际人数当还不止此。
放任的自由经济，至此已完全不能适应国策的需要，经济制度的彻底改革，终 于在武帝突破旧观念的果敢决定之下，见诸事实。从此，临邛卓家，再不能享有铁 冶事业的特权，渐致衰落。武帝的经济制度改革，出于专家的设计及执行，效果优 越。这些专家，都是商人出身，其中最有名的是桑弘羊，铁矿国有化，就是他的杰 作。
史书称桑弘羊为“兴利之臣”，而在他被大用以前，武帝已用各种方法，来减 轻卫青每年以数万人远击匈奴所加诸财政方面的沉重压力。例如“人物者补官，出 货者除罪”，官职爵位可以购买，徒刑可用钱来赎免或减轻。但戋戋之数，无济于 事。武帝本希望富翁、大贾，有所捐输，结果亦大失所望，富商大贾无不隐匿财产， 于是而有所谓“人羊为郎”的故事产生。
“人羊为郎”是《汉书》的作者班固挖苦卜式的话。近代表扬卜式，称他为 “爱国商人”可是看《汉书》的记载，此人是不是当得起这个荣誉的头衔，不无疑 问。他是河南洛阳附近的人，以畜牧为生，不曾读书而好名。由畜牧发了财，把他 所置的产业，都送给了他年纪很轻的弟弟，自己赶了百把头羊进山，再去收养，养 得多了再置田产。而他的这个弟弟，因为缺乏长兄的教导，钱又来得容易，信手挥 霍，成了败家子。卜式也就一次一次分产业给他。
当元朔年间，朝廷连年用兵，国库支细之时，卜式上书武帝，愿以财产的一半， 捐献军用。那时捐献都是有所希求的，所以武帝派一个使者去问他：“你是不是要 做官？”
“我从小牧羊，不知官怎么做？”他说：“我不想做官。”
“那末，是不是你有什么冤屈，想要申诉？”
“没有！我生来与世无争。本地人有穷的，我借钱给他。有做错了事的，我暗 地里劝他。我住什么地方，什么地方的人跟我好，没有冤家，哪来的冤屈？”
“那末，”使者只好这样问了，“你到底要干什么呢？”
“我什么都不要。只请你把我的一点点愚见，代奏天子。”卜式发表了他的 “国事意见”：“现在天子诛杀匈奴，我以为贤者宜死节，有钱的人要捐献。这样 匈奴才可以消灭。”
使者回到长安，据实回奏。武帝对卜式很嘉许，想表扬他一番，跟丞相公孙弘 商量。公孙弘表示反对，他认为卜式这个人行事不合人情，很可能心怀不轨，最好 不要理他。武帝接纳了他的建议，就把这件事搁置了下来。
到元狩二年，霍去病打了个大胜仗，匈奴中的一个“王国”，在甘肃的“浑邪 王”，率四万人投降。汉朝就其地置河西两郡，把关东的贫民移置到那里去开垦， 可是官库官仓，钱米甚少，不够分配。卜式听到这个消息，又捐了“二十万钱，约 相当于二十斤黄金，也就等于两家的“中人之产”。
等移民的工作告一段落，地方官奏报当地富户捐助的名单，其中有卜式的名字。 武帝还记得他，特加赏赐——这个赏赐是古往今来所从不曾有过的。
那时服兵役要派赴边疆作守卫，不愿去的可以出代金，规定为三百钱，这有个 名目，叫做“过更”。武帝赏赐卜式的，就是每年四百个名额的兵役代金。这也就 是说，每年他可以坐收十二万钱。卜式把这四百个名额，又转送了当地的政府。奏 报到京，武帝认为富豪纷纷隐匿财产，卜式的行为，难能可贵，是个忠厚长者，便 格外看重他了。
武帝决定奖励卜式，以为激励。于是召他到京，要他为郎官，赐爵“左庶长” ——这是汉朝特有的制度，专门封赐老百姓的爵位，称为“民爵”，左庶长是第十 级，又踢田十顷，同时把他的事迹，布告天下，“咸使闻之”。这一下，卜式名成 利就，身分大不相同了。
卜式曾经说过不愿做官的话，此时不便自食其言，所以面奏武帝，不愿为郎。 武帝最善于因材器使，便说：“我有羊在‘上林’，你去养吧”！”上林是御苑， 在长安西面，为秦始皇所辟。到武帝时，大加扩充，周围三百里，十二宫、卅六苑。 内中有百卉异草，珍禽奇兽，如白鹿之类，但也养着家畜，以供食用，所以有羊。
卜式这才答应下来，以郎官的职位，干牧羊的本行。他布衣草鞋，亲自下手， 一年多以后，把羊养得很肥，而且多了许多小羊。武帝偶尔巡行到那里，一看甚为 高兴，不免赞许一番。
这时卜式才露出本意，他说：“不独牧羊，牧民也是如此：老百姓的生活要有 规律，爱捣乱的把他剔出去，不要让他妨害大众。”
对这个用管理羊群的方法来管理老百姓的理论，武帝颇感兴趣，想来实验一下。 便叫他回河南去做缑氏县的县令，成绩果然不错。再调到成皋，并兼管漕运，考绩 第一。这一下武帝要重用他了。其时正封诸皇子为王，王夫人得宠，她的儿子刘闳， 最为武帝钟爱，封为齐王，在传统上这是第一个大藩。卜式被派为齐王太傅，负辅 导齐王的重任。但刘闳因为有病，未曾就国；太傅无所尽其职责，便转为齐国“相”， 治理齐国国政。
不久，南粤发生了变乱。事起于武帝派往南粤的专使，是南粤太后的旧欢，这 位专使的外交办到了她的寝宫里，枕边细语，一国兴亡。南粤太后决定率幼王群臣 内附。国相吕嘉，以太后私通汉使为耻，表示反对。太后谋诛吕嘉，而吕嘉先发制 人，率兵入宫，弑太后及幼主，又包围行馆，杀了汉使。武帝闻报震怒，遣水陆两 军十万人，三道出师伐南粤，又发夜郎兵出未修成的南夷道，千辛万苦才到洋河江， 顺流而下。直抵番禹，灭南粤，置九郡。时为元鼎六年，唐通的企图，经过十八年 终告实现。
这是一次大征伐，自然全国总动员。卜式一看又是慷慨陈词的时候了，便上书 发挥他早先的“国是意见”，认为“群臣宜尽死节，其弩下者宜出财以往军。”同 时表示，他愿意和他的儿子，以及山东善射善行船的子弟从军，“死之以尽臣节。”
这番话正投武帝所好，再一次把他的事迹义行，“布告天下，使明知之”，而 且赐爵“关内侯”，黄金四百斤，田十顷。封候是大用的先声，不久大拜，为“御 史大夫”，这是副丞相的职位。可是没有多少时候就垮了下来。因为盐铁国有化及 征收船税，在执行技术上发生了偏差，卜式建议废止，武帝大不高兴之故。
盐铁国有化的政策，起于元狩四年，创议者是一个有名的司法官张汤。元狩四 年为武帝即位后的第二十二年。当建元六年闽粤攻南越，遣韩安国、王恢相救；是 为武帝一朝大规模用兵的开始，第二年也就是元光元年，命李广屯云中，程不识屯 雁门，展开对匈奴的防御及攻击，这样到了元光六年，遣卫青、公孙贺、李广等出 击，自此年年出”塞，不过十年的工夫，财政上便出现了严重的危机，不得不从根 本上去着手改革。
当时国家的岁出岁入，现在无从稽考其数字，但其项目，大致是清楚的。收入 方面，第一项是田赋，自古以来最标准的税制是十分之一。高祖、惠帝时减为十五 税一。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其间减半即三十税一者，十二年，完全免除者十二年。 孝景年间，始终维持三十税一的标准。此四十年间，真是深仁厚泽，而终汉之世， 大致尊重这个传统，就像清朝从康熙朝规定的“永不加赋”一样，对于农民的思惠， 是迭经变乱而仍能长期保持政权的一个主要原因。
其次是丁口税，按人收税，所以在汉朝称为“算钱”，凡年满十五到五十六岁 为止，出钱一百二十，称为“一算”。有时减，有时加，幅度不超出三分之一。而 此“算钱”的算法，又常被用作推行某一项政策的手段。譬如为了增加生育，规定 老处女“五算”，以为惩罚。为了增加生产，对只为私人服役的奴婢“倍算”—— 奴婢的“算钱”当然由主人出。此外商人亦被视为不事生产者，所以也是“倍算”
未成丁的也要纳税，称为“口钱”，这是皇帝个人的收入。照定制，七岁起至 十四岁，每口二十钱，为“算钱”的六分之一。武帝为了弥补军费，由“少府”掌 管的个人收入，划出一部分交国库。“口钱”的征收也加重，起征的年龄提前到三 岁，税率加十分之一点五，变成二十三钱。由于“口钱”无分贫富，一律照纳，以 致贫民无法负担而“生子辄杀”，实在是一项弊政。
至于工商税，花样甚多。汉朝对财经问题的处理，最大的失策，就是对商人的 观念和态度不正确。重农固然甚当，而过分轻商到了显失公平的程度，则难免自食 恶果。因为上下关系是相对的，不尊重商人则无由责商人以急公好义。拿商业税来 说，有一种“市籍税”，不管你改了什么行，甚至做了官，只要是商人的子孙，家 有“市籍”便得照缴不误。而“市籍”也者，在司法的意义上等于有“前科”。所 谓“七科滴”中，“贾人、故有市籍、父母有市籍、大父母有市籍”占了七分之四， 这些有“前科”的人，随时有戍边的可能。试想，有“市籍”已是一种精神上的羞 辱和威胁，复收税而加以物质上的惩罚，然则经商“财累万金而不住公家之急”， 虽说商人重利，而政府也实不能不作自我检讨。
工商税中有盐铁税。“緡钱”、酒税、过口税等。过口税极轻，不过用来供给 “关吏”薪俸，而“緡钱”极重，罚得尤重可以破家。
“緡”字读如民，用来串钱的丝绳叫做緡，钱多则用的緡也多，于此可知， “緡钱”就是财产税，也可以说是所得税，但只适用于工商界。税率分做两种，商 人二十算一，手工业四十算一。马车和船有个特别的规定，船长五丈以上起征，商 人用的马车倍征。五丈以上的船，自然是货船，而一商贾不得衣丝乘车”的禁令虽 已名存实亡，但仍加重其税负，所以这个关于车船计算緡钱的特别规定，明显地表 现了政府对商人的歧视态度。
緡钱的征收，采取自动申报制度，谓之为“占”，作估计解。商人自己估计一 切动产、不动产的价值，列册呈送地方政府，照册征税。规定的罚则是，隐匿不报， 或以多报少者，罚到边境劳役一年，财产充公。
緡钱是元狩四年冬天，为了筹措移民甘肃的费用而创立的新税。富商大贾纷纷 隐匿财产，征收的成绩不甚理想，于是到了五年以后，也就是元鼎三年的十一月， 武帝下令，奖励密告逃税，名为“告緡”。密告者可得百分之五十的奖金。
于是商人遭遇到了空前的厄运。其时因为连年对外作战，国家处于一种总动员 的状态之中，不得不采取严刑峻法，因而酷吏辈出。其中一个河南人叫杜周，此时 正当御史中丞，“告缉”就由他主办。他派出一个部下叫杨可，巡回天下，就地受 理。由于奖金丰厚，告密者不计其数。杨可报到京师，杜周处理的原则是：宁可失 人，决不失出。因而家产中人以上的商贾，大致都破家。充公的财产以亿计，没人 公家的官奴婢以千万数。商贾的田地房屋，都成了公产，大县数百倾，小县百余顷。
这当然是非常霸道的手段，但平心而论，武帝亦是被迫使然。他总想富商大贾 能够顾念国家、支持他的政策，自动捐输，这从他表扬卜式一事，可以见其本心。 同时他“不拘一格用人才”，商人进用为官吏的，亦复不少。至于那些歧视商贾的 法令，有传统的因素在内，不能怪他。总而言之，商人在此以前，有许多途径及机 会，可以免除这一次厄运，而都错过了，终于激出这样劫掠式的税法，这又何尝不 是国家与社会的不幸？
因为国库有了这一笔大收入，不但地方的财政情况，大见好转，武帝亦得继续 推行他的国策。元鼎五、六年间的定南粤、代东粤、定西南夷、分置张掖、敦煌郡， 其来有自。这时候他已下诏“不复告緡”。而与“告緡”同时发动的财经改革，亦 已见效，光是山东一地，漕米增加了六百万石，一年之中，太仓和甘泉仓的粮食就 都堆不下了。大汉的国力，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元狩、元鼎年间的财经改革，首先要从币制谈起。文帝时代的“法币”是四铢 钱，景帝一仍其旧。但吴国乱平，又抄了邓通的家，两大“私人造币厂”消灭以后， 下令严禁私铸，而私铸之风不灭。武帝即位，废四铣钱，行三铢钱，更助长了私铸 之风，因为钱轻了，私铸更方便。
私铸以外，还有郡国所自铸的钱。在文、景时代，以安静为本，郡县政务清闲， 预算亦小，大致田赋的少量附加以及杂税收入，便可支应岁出。武帝时征发频繁， 大事兴作、兼之水旱灾荒，处处需款，地方预算逐年膨胀，而田赋、丁税为国家正 用，不敢截留，于是只好在钱上打主意。哪里有铜山，便在哪里开采，就地鼓铸。 中国的矿产中，铜的资源开发得最彻底。试看晚出的两部地理书，《读史方舆纪要》 和《嘉庆重修一统志》，内中“铜山”一词，不计其数，而明清两朝铸钱所用的铜， 皆仰给于云南。此外比较有名的铜矿，不过四川彭县、贵州大定等少数地区。凡黄 河、长江两流域所经各地，都只有“铜山”之名，而无铜矿之实，就是这个道理。
武帝初年，吴、邓两大“造币厂”虽不存在，郡国中却有无数小造币厂兴起。 在理论上铜山属于“少府”，为皇帝私人的财产，但资源不加开发，等于货弃于地， 则郡县为了筹措政费而加以利用，亦不算非法。不过这一来，势必造成恶性通货膨 胀，而其结果则“钱益多而轻，物益少而贵”。当时政府的对策，只是不断更换 “法钱”的制式，三铢钱行了不久，又换为四铢，但不称四铢称“半两”。半两钱 通行了十几年，改用五铢钱。这样改来改去，铜的本质仍在，回炉重铸，依然有那 么多钱，四铢钱改为五铢钱，即等于五个钱变成四个铢，通货收缩的幅度为五分之 一，实在无济于事。武帝简直是掉在铜钱的迷魂阵里，一筹莫展。
那时武帝最信任的一个大臣，就是前面提到过的，中国法制史上的名人张汤。 张汤有司法天才，未成人时就会“治狱”。被告是一头老鼠——老鼠偷肉，张汤的 父亲当是他偷嘴，他被打了一顿，心中不服气，掘开壁洞，“人赃俱获”，他照对 付盗犯的办法，先把老鼠吊起来打，然后起诉、判决，执行死刑，再连同“贼赃”， 一起呈报。所谓“劾一也，爱书二也，论报三也。三事具而狱成”，不独司法程序 上有条不紊，而且所作的判决书，“文辞如老狱吏”，张汤的父亲“大惊”，便训 练他成为一个法官。他最早在长安附近当地方官，以后得丞相田汾的提拔，当到侍 御史。陈皇后与楚服的那件“巫蛊”案，就是他的承办，因为办得彻底，颇得武帝 的赏识，迁太中大夫，与张禹共造律令。不久，升调为“廷尉”，掌管全国司法。 淮南王、衡山王、江都王造反的大狱，都在他任内，追根到底，毫不放松。到了元 狩二年拜为御史大夫，好比以司法行政部长升为行政院副院长，所管的事便多了。 “告緡”令就是他的一杰作”，改革币制也是他的建议。
那时上林的白鹿，繁殖得很多，国库中又有许多银和锡，张汤的改革币制，便 在这几样东西上打主意。他把《孟子》上的“事之以皮币”的皮与币，当作”皮制 的币”来解释，说：“古者皮币诸侯以聘享”，因而倡议发行“皮币”，用上林的 白鹿皮来制造，一尺见方，边缘用丝绣装饰。这所谓“皮币”，实际上是一个很漂 亮的皮口袋。
这个称为“皮币”的皮袋，价值四十万钱，用来盛放青玉——“苍壁”。规定 在郡国的王侯宗室，按期到长安来朝觐天子，或者奉召参与什么庆贸条的集会，一 定先要呈献一方用皮币盛放的青玉，然后才可以动身。这就是说：“皮币荐壁”成 了王侯宗室专用的入境证，而取得此入境证的规费为四十万钱，外加青玉一方。
其次是制造白色金属的硬币。张汤知道武帝渊博好古，所以制造这种硬币，也 找了理论上的根据，说“古者金有三等，黄金为上，白金为中，赤金为下”，这三 种不同颜色的金属，就是金、银、铜。所以用“银锡白金”所造的币，价值应该高 于铜钱。白金币三品，这也有个说法，用《易经》及《礼记》的话，纂成三句。 “天用莫如龙，地用莫如马，人用莫如龟”，制成圆形的龙币，重八两，值三千钱。 方形的马币，重量稍减，值五百钱。椭圆形的龟币，重量再减，值三百钱。
张汤是以法家的观点来处理财政问题，用强有力的行政力量，来代替经济学上 的原理。除了皮币为对诸侯的一种变相的征税，对于通货回笼，稍有帮助以外，至 于高面额白金币的发行，对原来已经存在的恶性通货膨胀，更是火上加油。币信不 立，“民弗宝用”，不管用什么行政上的压力，老百姓就是不肯用。万般无奈，一 只好废止。不久，张汤得罪自杀。《史纪·平准书》及《汉书·食货志》都说： “张汤死而民不思”。清末王先谦作《汉书·补注》说这是司马迁和班固的“曲笔”。 张汤欺上罔下，怨声载道，老百姓恨之入骨，岂仅“不思”而已？只以张汤的子孙， 在两汉颇居高位，门第贵盛，下笔不能不稍微客气些。这一看法，十分正确。
张汤当御史大夫的那六七年，权倾一时，一早上朝，与武帝讨论财政问题，常 到天黑，天子为之忘食。丞相李蔡和严青翟，只是摆摆样子。主管财政的大农令颜 异，则以对皮币问题，略表不满，竟致因张汤的陷害而被诛——用皮币之初，颜异 向武帝陈奏、说一方苍壁才数千钱，而“荐壁”的皮币值四十万，此是“本末不相 称”。话是不错，但稍嫌迂腐，武帝就很不高兴。张汤原与颜异不和，此时见天子 对他印象不好，于是叫人密告他反对改革币制的诏令；武帝命张汤查办。所谓反对 的事实是如此：有人跟颜异说，新颁币制的诏令，颇有窒碍难行之处。颜异不作声， 但嘴唇动了一下，似乎有话不便说。张汤就替他定了一款罪名，叫做“腹非”。说 他身为大农令，如诏令有窒碍，应该上奏天子，不奏天子而心里反对，当论死！颜 异就死在这欲加之罪的“腹非”上。张汤的为人，于此可见一般。
但是，张汤至少做对了一件事，那就是培植了一些专家来从事财经的改革。这 些专家都是商人，一个姓东郭名咸阳，是山东的大盐商；一个叫孔仅，河南人，是 卓王孙的同行，以冶铁起家；另外一个就是桑弘羊，他是洛阳富商的儿子，十三岁 就在武帝身边当传中，这个郎官，是花钱买来的。
东郭咸阳与孔仅，是由当时颇带些快气，最喜引进人才的大臣郑当时，保荐到 朝廷去的。在张汤掌权的时期，这两个人的官位是“大农丞”，用现代的官制来比 照，等于财政部次长，孔仅的地位又要高些，那就是政务次长了。
其时的“财政部长”——大农令，就是颜异。他即与张汤的政见不同，则张汤 关于此方面的改革，可以想象得到，是越过了颜异，与此两丞取得了直接的联系。 我们还可以想象得到，张汤的改革计划，大部分出于这两个人的建议。只是纯经济 观点的草案，到了张汤那里，用法的观点作了修正，结果变成外行领导内行，以致 流弊百出。
除了东郭咸阳和孔仅以外，另一个在张汤时期对当时的财政改革发生了大作用 的，是桑弘羊。以”工于心计”的商人子弟而为天子近臣，桑弘羊在那时的地位， 就好比白宫的经济顾问一样，武帝在财经问题上要作决定以前，一定会先征询他的 意见。事实上，在东郭咸阳和孔仅拟订草案时，他就参与了工作的。正史上记载， 他们三个人常在一起讨论财经问题，分析利害，细人毫芒，此是明证。大致关于元 狩、元鼎之间的财经改革，其作业程序是。由武帝提出要求及原则性的指示，张汤 据以制订政策，交由“三人小组”拟成具体计划。再由张汤作初步审核后，奏可施 行。而在某种情况上面，桑弘羊与张汤处于同等的地位，以其同样能直接影响武帝 的意向。
在这个作业程序之下，元狩、元鼎年间所从事的财经改革，大要有三：币制的 整理、金铁国有化、均输制度。“告绢”令则是杨可所设计，杜周所主办，而为张 汤所全力支持。这是由商人过份重视个人利害所激起的，矫枉忒过其正的恶政，正 是宣帝所谓“杂王霸道以治”中的霸道部分，不足为法。
但就是上列的三项改革，由于张汤在财经方面是外行，而且临之以威，恃之以 法，拿政治的力量来否定经济学上的诸般因素。所以弊随利生，效验不如预期。一 直要到元鼎二年张汤自杀，孔仅为大农令，桑弘羊做他的副手，才进入了财经改革 的正途。
先说币制。自皮币即废，白金币又“民弗宝用”，依然只有回过头来，从铜钱 上想办法。桑弘羊的第一步计划是，发行一种新通货与旧通货并行，而赋新通货以 独特的地位，藉以摆脱旧通货的牵累。
这种新通货，分量与五铢钱相近，但制法不同，名为“赤仄”或谓之“赤侧”。 仄与侧义通，都作边侧解释。赤者赤铜。日本的一部古籍，寺岛良安所撰的《和汉 三才图会》说：“按：赤铜者黑色带少紫也，而赤字无据。”由此可知，赤厌之赤， 是指紫铜，以紫铜为廓，此“廓”字又指边侧而言，因而所谓“赤仄钱”就是黄铜 所铸的钱加一道紫铜的边，而且应该像几十年前的铜圆一样，边缘微微高起。这样 做是为了防奸绝弊。
因为那时的“奸民”，在“铜钱眼里翻跟斗”的花样很多，其中有一种，真可 以说是“刮皮”，是把铜钱磨薄，拿磨下来的铜屑，作为私铸的原料。赤厌钱用硬 度较强的紫铜作外廓，使得想磨取铜屑的人，较难下手，紫铜的熔点很高，而又作 成外廓，这需要高级的冶炼技术及设备，非一般私铸者力所能及，自然而然就有杜 绝伪钱的作用。
赤厌钱的币值是“以一当五”，虽为“大钞”，但与白金币的龟币以一当三百 来比，显然合理得多。同时又规定，缴纳公家的各种赋税或捐官等项，非赤民钱不 收。这在发行之初，赤民钱少，为了缴纳公库收入，非此不可，或有升水的情形。 但物以稀为贵，始终是任何交易行为中，颠扑不破的真理。等赤仄钱一多，而就其 本身的价值言，一枚赤厌钱抵不上普通的五枚五铢钱时，自然就会贬值。不过，在 公家是一样的，所以应该缴五铢钱的，大可以贱价购买赤仄钱来缴，就好比以前用 公债来缴公家的各种规费一样。史书上的所谓“赤仄钱贱，民巧法用之”，即指这 些情况而言。这样，便又不得不废止了。
废止赤仄钱是在元鼎四年，那时孔仅升任大农令，桑弘羊作他的副手。第二年， 由桑弘羊一手主持，下令“悉禁郡国铸钱”，天下非“三官钱”不得用。而各郡国 所铸的钱，一概回炉销毁，“将铜输于三官”。
“三官”是“少府”属下的三个业务单位。“少府”也者，与“大农”相对而 言。大农管理整个国家的财政，少府则掌天子个人的收支，以及宫廷御苑的一切杂 务，性质与清朝的内务府无异，只是到了元狩、元鼎年间，少府的业务，大为增加， 编制随之扩大。它属下有八个业务单位，主持官长称为“令”，其中“均输”、 “钟官”、“辨铜”三令，负责铸造的官钱，就叫“三官钱”。
在文帝时，贾谊就曾提出过中央保有货币制造权的建议，至此始告正式实现。 目前在许多钱币收藏家手中的“五铢”钱，十中有九是“三官钱”。它的成分准足， 制造精美。一般的私铸者，根本造不出那么好的钱，因而私铸之风，自然而然归于 消灭。这不能不说是桑弘羊对国家的一大贡献。
第二项改革是盐铁的国有化，出于东郭咸阳和孔仅的建议，他们是盐铁世家， 甘愿牺牲家族的事业，以整个国家的利益为前提，是很了不起的。但是，这个建议 的动机是出于武帝的“不私”，因为“山海天地之藏”，也就是不属于任何私人的 一切天然资源，都应归于少府管理，成为天子的私产。武帝放弃了这些资源的所有 权，交由大农令处理，收入归于国库，于是东郭咸阳和孔仅，以专家的资格，提出 了盐铁国有化的建议，于元狩四年试办。及至桑弘羊执政，大置“盐铁官”于天下， 积极推动其事，其效果比张汤时代，自然大不相同了。
盐铁国有化的政策，在付诸实施时，技术问题，大有难易之别。盐的问题比较 简单，因为盐的本身在产地没有什么价值，完全是一个发售权的问题，所以说不准 私煮实不如说不准私卖，更来得切合实际。
那末，要怎样才能不准私卖呢？孔仅以盐业专家的资格，提出一个简单有效的 控制产量的原则：凡有出产，皆归公家收买。是则没有私盐，就没有私盐贩子。他 的控制产量的办法是：盐，必须由公家制定的煮盐器具中产生，否则就是私盐。煮 盐的器具也很简单，最主要的是一个盆，称为“牢盆”。牢盆之牢，至今没有可以 令人满意的解释。照我的想法，牢者牢固之意，边缘特高，品质特佳，特便于用盐 卤煮盐而已。一
这个牢盆当然要由盐民缴价请领。成为“官器”。由官器中所生产的盐，即为 官盐，由公家统一收购。因此，盐民等于是受雇于公家的盐工，由分布于甘七个郡 的卅七个盐官分别管理。
至于铁冶，则在国有化的同时，便已成为国营事业。当时铁的分布区域凡卅八 郡，依其产量多寡，每郡设铁官一至二人，总计卅八郡的铁官共四十八个。自开采、 锻冶、加工到发售，都由铁官一手主办。发售铁器所得的盈余，全部解交国库。
于是各地的铁矿，无不大规模开采。公家的资金雄厚，冶铁的设备和技术，一 般而言，亦较私人为优良，照理说，应该生产增加，成本减低，颇有可为才是。而 事实上不然，所有公营企业习见的毛病，在当时已应有尽有，归纳而言，大致如下：
首先是浮滥的开支，增加了成本。成本增加不说，品质还不好，拿镰刀来说， 钝得连草都割不断，农夫花费的气力大而收获少，所以无不怨声载道。尤其令人伤 脑筋的是，铁器公卖，官吏不把它当生意来做，主顾上门，爱理不理。要买就买， 不买拉倒，不准挑，不准还价。
可是能买得到还算是好的。卖铁器的官吏生病、有事，或者既不生病亦没有事， 只是懒得做生意，就可以任意把大门一关，叫人扑个空。那末，多买些摆着行不行 呢？不行！因为品质不佳，摆久了会生锈，总之价钱贵，东西不好，而且要用的时 候往往买不到，而用不着时，却又往往强行摊派，以致老百姓痛苦万分。
因此，当时有许多人反对盐铁国营，如卜式即为其中之一。凭心而论，这个政 策是正确的，但执行上所生的偏差太大，以致于使人怀疑到政策的正确性。良法美 意而托付非人，则未见其利，反受其害。东汉《和帝纪》有段话说：“中兴以来， 匈奴来宾，永平末年，复修征伐。先帝即位，务体力役，然犹深思远虑，安不忘危， 采观旧典，复收盐铁，欲以阻备不虞，宁安边境。而吏多不良，动失其便，以达上 意，先帝恨之，故遗戒郡国，罢盐铁之禁。”为了“吏多不良”，不能忠实奉行命 令，宁愿毁弃一个良好的政策，可以想见其内心的愤慨。
在盐铁问题以外，另一项为举国所关切，而引起传统观念支配下的士大夫所责 难的大政，即是“均输”与“平准”。这也是桑弘羊所以能在中国经济史上占一崇 高位置的由来；当时币制之弊，以及盐铁为私人所把持，对于国家的不利，前人都 已谈过，独有“均输”与“平准”的观念与办法，为桑弘羊独特的创作，在经济制 度上为一空前的贡献，影响力至深且远，至今不替。
何谓“均输”？均者均匀，输者输送。简单地说，就是从交通上着眼来调节物 资的一种方法。以前人民对政府，以及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献纳，不仅仅是以货 币缴纳的赋税，还有实物的贡献，特别是在盐铁国营以后，如果生产过剩，本地无 法消化，则唯有以实物输运京师。这样就必须耗费一笔可观的运费。而京师收到这 些物资，转发匾乏的地区，又要加上一笔运费，真如俗语所说，“豆腐盘成肉价钱”， 明明不值钱的东西，因为这一来一往两笔运费的负担，身价便大不相同，而时间的 浪费，犹其余事。
均输制度就是针对上述缺点所设计的改进办法，在各郡国设置均输官。当然也 还要建造仓库，就地收纳贡物，或政府指定收买的物资，然后根据中央的指示，转 运需要的地区。这一来即省了运费，也省了时间。就现代来看为理所必然，而在当 时为突破传统的一项新观念。经济问题有时本来就是观念问题，能打破心理上的蔽 障，便有全然改观的局面出现。
平准制度则是均输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大致均输制度创设的原意，在解决运输 上的难题。而一经实施发现有调节物资，平抑物价的作用，因而又设计了平准制度， 它的办法是：运用庞大的公款，在各郡县设官买卖物资，物多则贱，大量吸进，物 稀则贵，大量抛出。这是抑制囤积居奇的最好的办法，至今犹不失其价值。而在今 后若干年，也依然用得着。
自平准制度建立，就理论上说，全国的物价都在中央政府控制之下，好比现代 的金融市场应在中央银行控制之下一样。这一来不可能再有买贱卖贵，获致暴利的 富商大贾出现。整个国家唯一的富商大贾，就是中央政府。从汉初的放任的自由经 济，至此变为严格的统制经济，其演变过程是根据客观的情势与主观的要求，自然 而然蜕化而成，为功为过，为善为恶？迄今难下定论。但桑弘羊的均输、平准制度 在经济理论上为一划时代的发明，而其精义至今犹显光辉，则为不争的事实。
均输、平准制度当然也有缺点。这些缺点，不是制度本身的毛病，就像盐铁国 有化一样，出于执行的不善。而执行的不善又往往出于环境的限制。举个例说，通 讯的不便，就发生了时效的问题，某地某项物资过剩，报到中央，下令大量收购， 文书一来一往，也许已在三个月以后，过剩的现象消失，而命令不曾撤消，于是变 成病民之政。
此外还有贪官污吏，利用法令的空隙，职务的便利，营私舞弊，花样极多。但 严刑峻法，决不姑息，所以贪污虽多，民怨能平，无碍于桑弘羊的计划的推行。
自元狩四年初置盐铁官，到后元二年武帝崩于五柞宫，此前后三十三年之中， 国库的支出，什百倍于往昔，连年用兵。开疆拓土，巡行天下，大事兴作，以及水 旱灾荒的救济费用，都由于桑弘羊的财经改革而得以支应。《史记·平准书》说： “天子北至朔方，东封泰山，巡海上，旁北边以归，所过赏赐，用帛百余万匹，金 钱以巨万计，皆取足大农。”又说：“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汉书》中也说： “首先帝征四夷，兵行三十余年，百姓不加赋而军用给”。于此可以想见桑弘羊对 国家的贡献。同时亦可以看出，桑弘羊的财经改革，具有保护农业的特性。而当时 的士大夫中颇有人认为桑弘羊舍农之本，逐商之末，显然是不公平的论调。
最了解桑弘羊的，无疑地是武帝，因此当武帝驾崩时，桑弘羊与雷光等同受顾 命，辅助幼帝。幼帝弗陵即位，是为昭帝。当时大权在霍光手中，四海无事，轻徭 薄赋，颇有治绩。始元六年，下诏征询民间疾苦，各地所举荐的“贤良文学”，都 请求放宽经济上的措施，也就是希望推翻桑弘羊的一切财经计划，于是展开了一场 大辩论。结果，只取消了酒税一样。可见得桑弘羊的理论，是不容易推翻的。
当时的论辩纪录，在二三十年以后，由桓宽其人，整理成书，共六十篇，名为 《盐铁论》。这部书是中国经济学上的宝典，影响及于后世的国计民生者，至深且 巨。最服膺桑弘羊，对《盐铁论》研究得最透彻的，应该算王安石。可惜，他知人 不明，而且操之过急，以致变法失败，然而无损乎桑弘羊的理论的价值。甚至我们 可以说，民生主义中就含有他的见解的精义在内。
桑弘羊是商人的子弟，他本人亦被视为重商主义者，但究其实际，桑弘羊并未 能从根本上去提高商人的地位。元、成、哀、平，以至王莽时期，为重农而抑商的 诏令屡见，商人所受的比较不公平的待遇，亦未改善。“告緡”令下，几乎已无富 商大贾。而盐铁国营以后，征用业者为吏，当时全国置有铁官者凡四十郡，蜀郡为 其中之一，铁官即驻于临邛。这时候的卓王孙想已下世，他的子孙可能成为铁官的 属吏。十里方圆的巨宅，当然也不会再存在。“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至今只留 下文君和相如的两处古迹，一处是相如抚琴的琴台，台下埋有巨瓮，可使琴音格外 清越动听；一处是“文君井”，在县东白鹤驿，相传即为文君当垆之处，以井水作 酒，酒味特美。陆游诗：“青鞋自笑无拘束，又向文君井上来”。邛州吊古，唯及 文君，想非货殖三世，富名遍四海的卓王孙始料所及！